也许是这段谈话的影响太大，郑观应此后一直以“启蒙思想家”的地位，被史家反复诠释和解构。然而，郑观应的第一身份，并不是所谓的“启蒙思想家”，而是商人。先在太古轮船当大买办，后来又在轮船招商局、汉阳铁厂、粤汉铁路出任CEO的显赫商界履历，让他在100多年前名震天下、一言一行便可震动晚清商界。然而，他死后给的头衔，却是“启蒙思想家”，是个误入商界的书生。

　　作为一个误入商界的书生，郑观应以《易言》和《盛世危言》两本巨著，影响了中国几代人；而作为一个误入思想界的商人，他表面上游刃有余，实则步履蹒跚，这位晚清明星CEO，划出了一条疲惫的人生曲线。

　　读书的成就，固然靠自己努力；但读书的环境，往往是天生的。据说，郑观应的爷爷，这位广东中山的老人，年轻时“不屑以寻章摘句为能”。熟悉历史人物传记的人知道，这是科举不顺的隐讳说法。郑观应称他的父亲“夙承家学，读书过目成诵，藏书颇富”，可是，也没有取得功名，只成了一个村塾的教师。科举的梦，在郑家渐渐无奈地淡了，鸦片战争以后，洋商一批批地来，郑家的亲朋好友，一批批地成了上海的买办。叔父郑廷江在新德洋行、亲戚曾寄圃在宝顺洋行、姻亲唐廷枢、世交徐润，都是后来中国有份量的大买办。郑观应17岁时，在科举之路上作了最后一次尝试，依旧落榜，只得走上另一条出人头地的路，去上海学做生意。从此，他的商业生涯扶摇直上，宝顺洋行、公正轮船公司，直到登上令人称羡的买办生涯顶峰——太古轮船总理（相当于总买办）。

　　买办并不稀奇，鸦片战争前后到解放前的100多年里，大大小小的买办，成千上万，郑观应资历虽老，地位虽高，财富却和他们中的大腕差得很远。原因有很多，但其中有一条极其重要，那就是郑观应有着太强的书生气质。对于商人的财运来讲，书生气质实在是一个致命的弱点。

　　郑观应在宝顺洋行、太古轮船时，本该是他拼命搂钱淘金的机会，可是，他却把宝贵的时间，拿来“不务正业”：写书。他在这段时间写的《救时揭要》和《易言》，并不是如今功成名就的老板们的附庸风雅之作，而是大声疾呼他的“商战救国论”。当时的郑观应，身为洋行买办，却充满爱国激情和义愤。他愤怒地写道，“庚申之变（1860年英法联军侵占北京），目击时艰，凡属臣民，无不眦裂。”郑观应的老板，正是英国人，但他却毫不避讳地设计了一整套抗击英国的方略，“初则学商战于外人，继则与外人商战”。试想一下，如果今天微软、英特尔、可口可乐的中国区总裁，出书痛骂西方公司的经济入侵，并且提出一整套战胜洋人的商战战略，那将会产生怎样的轰动效应？

　　有《易言》在前，郑观应随后从太古轮船，跳槽到李鸿章的轮船招商局，“从米箩带到糠箩”，就不难理解了。不幸的是，在这似“商”实“官”的“大国企”，遭受了太多官场的倾轧和挫折，一度因内部政治斗争被囚香港，此后退隐数年。退隐期间，这个失意商场、落败官场的书生，在痛苦的眩晕中痛定思痛。1890年左右，他出版了更为著名的《盛世危言》，其核心即为“富强救国”。“防外侮更重于防内患”、“商战重于兵战”、开展西方式教育、设立议院实行君主立宪、新闻自由、选举官吏和议员，他的这些主张，早于“公车上市”，更早于戊戌变法。

　　《盛世危言》刚刚面世，张之洞就评价，当时的同类书籍中，没有一本比得上它的“统筹全局择精语详”，可以“坐而言”、“起而行”。光绪皇帝下旨，印刷2000部发给众大臣学习。设身处地为他想一想，郑观应频频著书立说的动机，也许正是源于他的书生议政梦。他幻想以雄图伟略、建国大策，打动光绪慈禧和王公大臣，有朝一日授以权柄，一展抱负。然而，在黑铁一般的政局面前，这位晚清明星CEO，仍然太热情、太天真了。

　　1884年中法战争期间，郑观应不顾李鸿章的反对态度，坚决辞职奔赴前线，在南洋各地奔走联系，侦察敌情。他还向彭玉麟请求，欲亲自带兵千人，投身战斗。这样的举动绝非纯粹商人所为，只能发生在郑观应，这位做着千古文人“议政谈兵梦”的书生身上。人生识字忧患始，姓名粗记可以休。郑观应毕竟是个书生，注定经商不成，做官不就。以他的资历和才能，居然没有给后代留下什么财富。

　　郑观应一生中，惟一一次真正出任实缺，是1903年管理广西左江道。这位61岁的书生商人，终于等到了一展政治抱负的天赐良机。一出手就干了几件大事，剿灭横州土匪、在南宁倡设巡警、做了几个木箱挂在衙门前加强“基层民主”，给书院改成学堂，慷慨解囊以资相助。

　　老天爷并没有让郑观应兴奋太久。很快，郑观应在广西官场的政治靠山——王之春——被革职，他也只得随之辞职而去。晚清南宁官场的这场短暂“郑旋风”，前后为期40天。

　　此时，离清朝灭亡只有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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