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正在等电梯，迎面碰上了正从电梯里出来的张经理。他是我不久前认识的朋友。他说话不多，但说出的每一句话都挺逗。他几乎没有笑，但我分明从他绷得紧紧的脸上捕捉到隐藏在每一条皱纹里的笑意。他长得有点像电影《甲午风云》里的邓世昌，一说话那底蕴十足、音域极宽的男低音更让人把他和邓世昌联系起来。他让我猜他的职业，我说你是个企业家。他皱纹里的笑意更浓了，说小姐的眼睛还挺厉害嘛。他给我留了名片。但一个多月过去了，谁也没有想起来联系一下，萍水相逢嘛。　　

　　不料，却在这瞬间可能错过的电梯前相遇，看来还是有缘分。我问他是不是来办事?他说不，这儿是我的单位。瞎说，我说。我知道他的公司在颐和园附近，难道一个月不见，公司搬到了这个四星级饭店?官僚了吧，小姐。张经理说我现在又是新加坡 A公司驻京办事处的代表了。上次没听你说呀，我说。上次工商注册还没下来呢，还不算办起公司，张经理说，这不，昨天刚注册下来。我说了一些祝贺的话。他邀请我去他的新办公室看看，我答应了。　　

　　办公室挺大，约四、五十平方米。一张黑色的老板桌很气派地放在靠窗的角落，并行放着的是一张型号小一号但同样是黑色同样很气派的办公桌，显然是为秘书准备的。张经理指着剩下的那一大片空地说，办公家具很快就从新加坡运来。　　

　　他请我入座，为我倒了一杯水。　　

　　告诉我，我说，你为什么在自己的公司当老板当得好好的又来给人当打工仔？　　

　　我知道这话说的过于直率，但事实如此。即便是办事处的首席代表、代表，只要是外方雇用，都是打工仔。而依我对张经理的观察，他不是那种会去当打工仔的人。他是那种历经人生沧桑，完全靠自己的奋斗，一步一步走上自己事业顶峰的男人。他曾在内蒙古大草原摔打了整十年。在这十年里，他的灵魂受到了大自然的洗礼，性格因此变的“立体”。他原是天空的一片浮云，是十年草原的风把他变成了一块厚实的土地。靠着这种“土地精神”，他回城里后投身于改革大潮中，在五年里当过几个亏损企业的厂长、经理并使这些企业转亏为盈。然后，他南下深圳、珠海，创办了自己的企业。这几年，他回到北京，在了解了市场后，选择了一项易被人忽视的项目，专营旧汽车零配件，专门为五六十年代的汽车服务。他的生意做得很好。他的汽配公司也可谓财源滚滚。这种境遇下的他，犯得着去写字楼里做一个打工仔吗?　　

　　你说的对，他说，我不会去做一个打工仔的。在这个办事处，虽然我受雇于新加坡老板，每月拿他的工资饭补，但我们是朋友关系，我们是五五分利。　　

　　他告诉我，这个新加坡老板是他几个月前在一次宴会上认识的。当时就谈的很投机。宴会后，老板专门把他请到寓所，告诉他自己很想在中国做生意，但苦于对中国市场不了解，希望张经理能给他一些主意。张经理于是用他多年生活沉淀出来的见识，分析了当今市场，提出私人汽车在中国汽车市场有极大的潜力，以及从事其他贸易的可行性和现实性。张经理建议，在以汽车进出口贸易为主的前提下，根据市场需求，选择一二个项目，这是打开中国市场的第一步。新加坡老板非常兴奋，当即请求与张经理合作，在北京建立办事处。张经理沉思良久，表示同意。因为对张经理来说，有财力雄厚的新加坡老板的支持，对他的企业走向国际化也是有利的。于是双方当即达成协议：新加坡老板提供一年的开办费，包括办公费用和雇员工资费用；一年以后办事处费用自理，有利五五分成。　　

　　这么说你是一个担着一个高级打工仔头衔的老板，我说。　　

　　可以这么说吧，张经理说，所以我需要我的雇员。　　

　　你要什么样的雇员?我问。　　

　　能帮我看“摊”的，他指指这一间大屋子说，我得去跑业务，不能天天待在这屋子里，所以我需要的是一个能耐得住寂寞的人。总之你瞧着行就行了。　　

　　但事情仿佛没有这么简单。　　

　　我先介绍过去两个朋友，都是天分极高，有开拓精神，肯吃苦的硕士研究生。但不知怎么地他竟然都没看中。　　

　　我又给他介绍了两个很漂亮、活动能力很强的女孩，他也直皱眉。　　

　　最后我又让一个看起来很老实、绝对一板一眼的大男孩去面试，他却说这孩子太木。　　

　　我说，我怕了你了，张经理，你自个儿找人去吧。无奈他又再三请求，我只好笑着说那你等着吧！其实我心里对他究竟想要什么样的人已是迷迷糊糊。　　

　　就在这时，我遇到了郑方。　　

　　郑方长得可不像他的名字。叫郑(正)圆可能和他的外表更吻合。圆圆的大脑袋，圆圆的身体，要不是一米八的大个子，他该成大圆球了。　　

　　郑方一见我就说我刚从珠海回来，谢谢你给我介绍工作。我回忆半天才想起我曾经给郑方介绍过一家日本公司，他家人说他在珠海工作，一时回不来。现在我回来了，郑方说，能不能麻烦小姐再给我介绍一个公司，我便说，行呀，你先请坐吧。可说实话，每天找我介绍工作的人很多，时间长了，便觉得这一切平淡得很，有时便忘了去体会每个人来找你时心里装着怎样的一份希冀。对郑方也一样，我热情接待了他，但内心并没想为他费多少心。我让他坐在我旁边的椅子上，刚跟他说了两句话，就来人了。那天也是出奇的忙。一会儿外商会谈，一会儿雇员有事。足足折腾到快12点，才回到办公室。一看，郑方还端坐在一边，不觉歉意突起。我“晾”了他几乎一上午。我说你让我想想哪儿要人。正想着，又来人了。郑方忙说，小姐你忙你的，我改天再来吧。我连说，对不起。但等郑方的人影消失了，我也忘了对不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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