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的阳光下，套着进口羊绒衫的雍国建在编织着夏天的梦想。当时，笔者还曾为他担忧：这金色的梦想会在夏日骄阳的曝晒下黯然失色吗?　　

　　后来的市场事实证明，我的担心是多余的。

　　和那一代“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中年人一样，今年39岁的雍国建也在物质极度匮乏的窘境中走过了“那个时代”。对贫穷的记忆同样是刻骨铭心的——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一天，当厂长的父亲偶而得到了一次“特供”：一斤猪肉。母亲煮了一大碗红烧肉，当时只有6岁的雍国建一块又一块地用手拿着吃。母亲犯愁了：这可是一家七口人丰盛的晚宴啊!可是，再劝说也没用，过度营养缺乏驱驶小小的雍国建目无尊长，最终，母亲只能含泪用绳子把他捆在桌脚下。在谈及这件往事时，雍国建说：“当时，真是饿极了。我就想有一把剪刀把绳子剪了。”　　

　　1963年，读小学的雍国建迷上了连环画。一天放学，他在路边看到连环画出租摊上有一套新出版的英雄人物传记，租看这十本书得花5分钱。为了这5分钱，他硬是缠着母亲要，从家里跟着母亲到厂里。但是，慈母还是掏不出这5分钱，不是母亲心太狠，5分钱对她确实不算是笔小支出啊。终于，雍国建奔回家，叩开在大学当教授的邻居的房门，厚着脸皮说：“老伯伯，这个星期你家地板的蜡我来打，你给我5分钱工资就行了”说完，就利索地从屋角拿来打蜡工具，蹲在地上干了起来……　　

　　1966年春天，雍国建的父亲支内去四川，在十六铺码头送行的时候，父亲给了他5元钱，并嘱咐他：要好好珍惜着用。捏着有生以来的第一笔“巨款”，当时还只是小学4年级学生的雍国建想得很多很多：如果用于借书买东西吃，这钱很快就会用完，能不能让这5元钱越来越多呢?最后，他悄悄地奔到了银行。“这也许就是从小萌发的金融意识吧！”今天，雍国建得意地说：“当时，除了增值，我根本就没其它动机。”　　

　　在那个精神至上的年代，年幼的雍国建并没有把一颗红心“无私地”献给“埋葬帝修反”的事业。也许，这就是他在以后社会结构的嬗变中抢占有利位置的底蕴。

　　中学毕业后，雍国建到“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去了。在苏北海丰农场的那些年，他认为自己最大的作为就是从银行存款的利息中赚了不少钱。那年头，苏北农村不同的银行储蓄所有不同的银行存款利率。为了了解利率的高低，雍国建贴上8分钱邮票，发一批信给附近的储蓄所，再从中选择。为了获取最高的利率，他会在工余时间蹬着“老坦克”骑上几十公里。“那时，合法的投资就只有这条路。农场工资每月只有30多元。父亲又在四川支内，家里不可能寄钱给我，因此，我只能在银行存款利率上动脑筋了。现在看来，在任何一个时代，只要你是个有心人，机遇总是有的。那时，我每年得到的利息不会少于2个月的工资。”　　

　　到回城时，雍国建的“原始积累”已经达到了数干元。

　　1979年春天，上海百万知青开始从黄土地流回水门汀。雍国建也回到了故乡。

　　他一踏上南京路，就发现这个城市不要地了。为了找工作，他跑遍了居委会、办事处、劳动局，甚至跑了几十个工厂，得到的都是一句话：“对不起，你到别的地方去看看。”　　

　　出于无奈，母亲提早退休，把旱涝保收的铁饭碗让给了雍国建。母亲是厂里的“白领”，雍国建也理所当然地坐进了行政科室。

　　“一杯茶，一张报，八个小时悠悠泡”的生活开始了，雍国建还很得意哩！实在闲得无聊，上班时，他干脆自学起高中数理化了，反正36元一个子儿也不会少。

　　1981年春天，他父亲的一个老朋友来上海出差，住在当时堪称豪华的上海大厦，雍国建代表在四川的父亲去探望他。岂知大厦的服务员硬是不让他上楼，非得客人下楼来接，偏偏那位客人又临时出门，而服务员也不同意雍国建在大堂沙发上坐等，还掼出一句“损坏了你赔?!”雍园建受刺激了：被人瞧不起，还不是太穷的缘故!这天，已在深圳参与开发的爸爸的朋友讲述了许许多多关于深圳和珠江三角洲改革开放的新鲜事?“在那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已成为现实”的话使雍国建彻夜未眠。

　　几天以后，他跟着父亲的朋友去南方“考察”了，当然，他没忘记带上那几千元的“原始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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