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判后，牟给司马晓雄写了一封40页的信，委托他处理公司的部分事务。除了谈对案件的看法外，仍在大篇谈论着自己关于“课题”的思考。全信通篇没有什么修改的痕迹，和牟送出来的其它报告一样，都是条理清晰，逻辑严谨，看得出是一气呵成的。在这封信的最后，牟写了这样一句话：“就像你所讲的，我正在耐心地等待这个历史时刻的到来。”

　　一片狼藉的南德

　　7月底，记者来到位于北京永定路的南德集团，5层高的楼房上“南德”两个大字仍高高悬挂，所有临街的窗户都敞开着，但是看不到任何一个人影，大门外停着一辆小型的货车，货车上是一套比较破旧的沙发，好像随时准备要运走。

　　走进敞开的大门，偌大的大厅里，几乎是空空如也，看不到一个人。在墙边，零乱地摆放着一些破旧的桌椅，迎面的墙上是一行已经被抹去的大字，依稀还能辨认出来：“为搞活大中型企业服务，振兴社会主义经济”。

　　顺着楼梯向上走，来到2楼，右边会议厅的门已被封条封了，左边是一条很长很窄的走廊，走廊两边也是一间间的办公室，沿着阴暗的走廊向里走，静悄悄的听不见一点声音。所有的门基本都开着，望进去，都是一片狼藉。显然是经历了无数次的洗劫才会达到这样一种破败程度：所有的文件、用具、杂物乱七八糟地堆放在地上，用“不堪入目”来形容是丝毫不过的。这种场景，让人顷刻间联想起了“文化大革命”。

　　从2楼向上走，始终不见一人，而且越走越静，间间房屋几乎都是如此，在盛夏的7月，让人感到一阵刺心的寒气，让人想马上逃离。上到5楼，在正对楼梯的房间里，终于见到两个正睡在地上的人。在走廊的尽头，有一对夫妇和一个嬉戏的小孩，男的正是在南德工作了近10年的保卫经理占惠成。据他反映，目前南德留守的职工已经不到10人，公司也有两年没给他们发工资了（只包吃住），对公司还抱希望吗？“并非不愿抱希望，只是破灭的次数太多了”，而还没有离开的原因，是因为一份情感的牵系，因为在这里呆得太久了，看着它兴衰起落，不忍心一走了之。

　　从楼上下来，已经是傍晚了，门口的一个铁架床上，有两个人在夕阳中下棋。据说因为没有交电费，大楼的电早已停了，电话也停了。

　　留守班子

　　据司马晓雄反映，南德已签下这座大楼15年的租约，租金为1500万元，首期已付600万元，之后是40～50万/年，目前已付了1000多万元，房东已将投资收回。牟其中被逮捕之后，武汉公安部门准备请保安来看管大楼，南德不同意。但随后，从员工到部分领导，开始了“顺理成章”的明偷暗拿，陆陆续续，竟持续了近1年的时间，以至南德最后困难到连给牟其中打印报告的钱都没有了，经常是由个人垫付。前后被盗的办公用品高达200多万元。后来，在牟其中案审判后，大楼新的负责人和以前划清界线，将部分楼层的部分办公室贴上了封条。据南德公司内部人士透露，南德本身可以宣布破产，但是并没有这样做，目的是为了对债权人负责。牟入狱后，开始由郑平州（牟旧时的朋友）和金少强两人负责南德的善后事宜，半年后，正式改成由“5人小组”来负责南德的债权、债务，这“5人小组”包括牟其英（牟其中的堂弟）、刘井刚等人。直至今年6月之后，以夏宗玮、刘建和为主的5人组成管理委员会，代替了“5人小组”来负责南德的债权债务问题。

　　西方的游戏

　　“目前的状况是南德长久以来的内部复杂人际关系、外部恶劣环境，1996年之后的管理混乱等等长久的痼疾积累下来的结果，这或许是牟始料不及的。”

　　司马晓雄最近在《冷眼直观牟其中》一文中这样写道：“充满悲剧意味的是，牟其中的心太大了，他妄想在理论和实践上同时成为出类拔萃之辈！这样，他就不自觉地将自己推向了一个孤独而又苍凉的绝境。”

　　“无论他从不改口的还钱承诺是一种乌托邦的梦幻，或是曲径通幽、柳暗花明的妙着，仅凭这股宁伤脸皮不弃自尊的川东汉子劲，也不能不让人产生几分敬意。不过，牟其中时空跨度太大的补救，又使人感到他在做一种西方式的残酷游戏：他费尽千辛万苦将一块巨石推到半山腰，却又因为还未兑现的胜利而兴高采烈，竟让巨石失手滚落山下。然后，他又继续如法炮制，周而复始地重犯同一个错误。”

　　结语

　　采访终于结束，很多方面都出乎意料，但是本着“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的原则，我们不想也不可能去为牟其中做任何有罪或无罪的辩论。只是深切地感觉到“老牟的问题远远没有到下结论的时候”。

　　牟其中，可以说是近年来被最广泛最长久关注的民间人物之一，关于他的“智慧经济实验”，他的“虚妄狂言”，他的“笑柄”，渐渐成为一种社会谈资。

　　当我们看到他在郑重其事地等待历史的判决时，我们不得不说，这至少是一个不可让别人轻侮的人——虽然有那么多的人在轻侮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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