蝴蝶模型（又名“三三动力模型”）是一种真正的战略模型，它试图用九个中国式概念来解释一个组织成长之全过程。它为真正的战略领导者提供了一种强有力的思维地图，而所有事业的参与者也能从中找到自己的职责、动力和方向。蝴蝶模型异常关注历史的纵深感，努力揭示出一个组织如果能在数百年的区间内纵横驰骋，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它强烈地感觉到在西方战略技术研究贡献种种成果之余，真正的战略领导者需要加以整合，从而形成一种整体、圆融、全景式的观点。　

　　首先从纵向来看，蝴蝶模型分为如下三列：

　　·蝶身：“天、地、人”三才

　　·左翼：由“术”到“法”再到“道”的【组织成长模式】

　　·右翼：由“时”到“信”再到“资”的【战略决策模式】　　

　　三才之学是中国智慧之大命题，也是中国式成长战略展开之大区间，大框架。任何梦想百年组织、百年事业的真正领导者，其战略思维地图都必须在此疆域内展开。　　

　　一、“天”

　　1、天道（天命）

　　“天道”，最高至尊之道。具体到人，则是“天命”，也是我们普通讲某人具有使命感的一种最高形式。比如蒲伯为牛顿写的《墓志铭》：“自然和自然的规律深藏在黑暗之中，上帝说：“让牛顿去吧！”于是，光明普照大地。”中国也有类似的说法，比如宋朝理学家称颂孔子：“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意思都是说他们是伟大的启蒙者，没有孔子，中国人文之天空将一直沉寂在黑夜中；没有牛顿，大自然的规律也难以为人类所知晓。中国教育家陶行知有一句格言，说人生是“为一大事而来，做一大事而去！”这其中也有“天命”（最高级别的使命感）的味道。

　　儒家的孔子、孟子肯定天有意志，可以主宰社会人事，因此正直的大臣会假借“天道”来讽喻帝王。跟孔、孟不同，同为儒家的荀子对“天命”有完全不同的观念。《荀子》说：“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荀子强调老天拿我没办法，重要的还在于“尽人事”，也是毛主席讲的“人定胜天”的意思。贝多芬是大音乐家，是世界上耳朵最不能聋的人，可是他的耳朵竟然聋了，说贝多芬“扼住命运的咽喉”，也是相近的意思。中日甲午战争后李鸿章和伊藤博文有一次谈话，伊藤对李鸿章说：“除对善良的人外，天意没有任何影响。如果贵国愿意努力行动，上天无疑会帮助贵国实现自己的愿望，因为上天对地上的人们一视同仁。根本的问题在于每个国家都应该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司马迁写《史记》有一个理想，他要“究天人之际”，就是要推究“天”与“人”分别起作用的那个边界。我们普通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是“究不清天人之际”的一种无奈的说法。我发现，深入历史以后真会有一种“命中注定”的感觉。比如中国古代皇权的嫡长子继承制，皇帝的嫡长子一生下来就是天然的皇位继承人，只要不出意外，他将来就是皇帝。可是我们没有任何把握保证未来的皇帝以后一定是一个“明君”。虽然可以给他请天底下最好的老师，但教育并不是万能的。皇帝的后代是皇后、嫔妃所生，所以司马迁在《史记·外戚世家》中说“人能弘道，无如命何”，这是说虽然人能够努力地弘扬道，但是对天命却无可奈何。有趣的是，西方也有类似的观念。比如约翰·P·科特在《论松下领导艺术》一书中说：“松下幸之助相信表面上由偶然的事件交织而成的命运。的确，除了命运之外，还有什么可以解释，一个穷小孩竟能成功建立全球数一数二的大企业？还有什么可以让一个人功成名就，带领日本进入经济革命，即使他没受过多少正规教育，又没有什么背景？此外，还有什么可以解释，一个人如何从一无所有起家，到最后富可敌国，并且赢得国人的景仰？的确，还有什么其它理由可以解释这一切？”可见“天命”是一种潜入历史深处后自然而然产生的“感觉”，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2、天时

　　“天时”是一种最高形式的时间节点，往下推移，强度削弱，则为“时机”，我们普遍讲一个人“合于时”，或者近世的新词汇“时尚”，都与时机有关。张瑞敏在一次论坛上引用了一句西方谚语：“台风来了猪都会飞。”说的就是最高时间机遇带来的力量。

　　《韩非子》说“非天时，虽十尧不能冬生一穗”，又说“故得天时则不务而自生”。春播、夏种、秋收、冬藏是客观规律，在没有大棚种植技术的条件下，即使圣贤如尧，当然也不能在冬天使稻穗生长，而一旦得遇天时，则可以“不务而自生。”中国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也就不会有张瑞敏、柳传志；反过来说，在计划经济年代，一定也有张瑞敏、柳传志，只是他们不遇“天时”，无由成长而已。《战国策》里说：“即使是品格、智慧最高超的圣人，他也不能创造天时，时机来了就不能把它放过。”如何判断时机已经来了，是组织领导人战略决策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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