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一词在中国文化中是不太提倡的，因为会伤了和气。就算是“中国式管理”的倡导者和批判者也往往是朋友关系。因此，共同来探讨中国企业管理的特殊性和普遍性，这对中国企业管理本身是件非常好的事情。完美主义者从来都是把企业搞得一团糟，在管理的研究中也是如此。

　　对中国文化的尊重与深刻了解恰恰是批判中国式管理的前提条件。批判永远是促进进步的思维方式，多些批判的精神是值得提倡的。

　　1、矛盾的伦理原则

　　我们中国人是最讲原则的，也是最没有原则的；最讲信用的，也最没有信用的；最讲礼义的，也最不讲礼的。对于中国传统中的“中庸之道”，在现实中往往就是“和稀泥”。比如当你对某位贪官很气愤时，有人会说：“人家也有难处，你在那个位置也好不了多少”；可当你在另个时候说这位贪官能悔过自新时，同一个人又会说：“那是表演给人看的”。你不知道这个人是同情贪官呢还是痛恨贪官。

　　我们养成了这样一种习惯，当你表达即便是相当正确的观点时，如果言词激动一点，人们会说你太极端了。正因为这种不极端的思想，中国人是最具有原谅心的人，比如每次打完大仗，总能宽待敌人，就象对日本人。因此，在中国人眼里，是没有绝对的是非界限的。

　　不走极端的处世原则，给中国带来了诸多的伦理道德上的矛盾。比如韩信受跨下之辱，被称为忍辱负重，其实当时，他可能就是怕挨打而已，他怎么知道将来自己一定是大将军呢？这叫做：“留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但我们传统教育男儿，“宁可站着死，不可跪着生”，究竟那种精神是中国式管理所崇尚的呢？

　　中国还有个字叫“痞”，这个字本来是贬义的，但如果用在但同样的行为对不同的人伦理评价是不一样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最大的“痞子”可能要算是刘邦了，要命时连女儿也被推下车，夺天下后又诛杀功臣，这个“痞”其实也成了后世治国之经典了。市井小人就不一样了，比如水浒中的镇关西、蒋门神之类，被鲁智深、武松给杀了，人们拍手称快。

　　不过仔细想想也可以看出一点规律来，那就是“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比如李隆基霸占了儿媳，还专有白居易的《长恨歌”》，洪升的《长生殿》来歌颂，而西门庆那点事，虽也有《金瓶梅》描述，却被国人所不齿。

　　中国式的管理其实一直就是在矛盾的伦理之中。把这种矛盾的伦理观应用到现代企业管理之中。比如中国有句话讲“不能任人唯亲”，同样还有句话“举贤不避亲”。中国任何一个管理上说法都有一对立的经典之句。反正是话都让中国人说完了。所以中国式的管理要说与西方管理相背离，也说不上，因为，中国式的管理信条中包含了现代所有的管理原则。

　　矛盾的伦理赋与了中国的企业管理者们太多的思想武器，想干什么都行。比如不想付钱了，学学诸葛亮占荆州就行。由于在中国的商业界，“痞”、“厚”、“黑”也就成了精明能干的另一种说法而已。

　　建立在这种矛盾的伦理道德基础上的中国式管理伦理，显然是与现代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商业伦理道德不一样的。看似包容的中国传统伦理观，实则为中国制造了没有任何规则的土壤。建立在这些矛盾的伦理观上的中国式管理，也就演变成了一个为管理者个人服务的最佳的思想武器了。

　　2、缺乏科学性

　　中国有很早的对自然规律的归纳，比如我们的农历，中药等，但科学思想却从未在中国传统土壤中发芽。中国也总结了不少的管理人为核心的治国之道，比如“论语”、“孟子”等。但中国从来没有在管理中象法约尔一样总结出固定的多少条管理原则来。我们很早都知道“勾三股四弦五”的勾股定律，但从来没有证明为什么会这样。当“勾五股十二”时，我们就不知弦是多少。

　　也就是说“中国式管理”所提倡的结论来源于归纳法，由于所取的样本不一样，自然得出不同的，甚至相反的结论也不足为怪，而且是可以被同时接受的。这反应的是科学思维的缺乏，而这一点恰恰是现代企业管理的根基。

　　科学精神的缺乏在企业管理中表现非常普遍。比如，当企业招聘人员时，总会问：你在某某行业干过没有，你有过什么经验没有等，然而，因为大量使用年轻的没有经验的人给企业带来危害的事情几乎没有发生过。相反，被富有行业经验的人搞跨的企业数不胜数。因为，我国企业在用人上不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那就是科学的方法比丰富的经验更能保证企业的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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