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对人事问题的重视，丝毫没有引起王安石的注意。相反，王安石自信满满，他也并不想积极争取朝中大佬对变法的支持。王安石的自信甚至自满，从他的诗中可以一见端倪。　　

　　万绿丛中一点红，动人春色不须多。

　　——《咏石榴花》

　　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

　　——《咏梅花》　　

　　王安石很有一点“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气势。在变法初期，王安石几乎把各方面的人全部开罪了。那时，宋神宗信用他，他手上有权，于是对这些朝中大佬施以无情的打击。

　　苏轼对宋神宗说“陛下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王安石知道后很不高兴。宋神宗欣赏才华横溢的苏轼（32岁），想重用他。王安石直截了当地说：苏轼与臣所学和议论都不同，可以任用他做别的事。于是任命苏轼为开封府官员，打算用具体行政事务困扰他，没想到苏轼还真有两把刷子，决断实际事务精细快捷，反而弄得名声越来越响了。

　　同一年，苏轼的弟弟苏辙（30岁）本来在王安石手下任职，实际参与变法，但他与改革派大将吕惠卿搞不来。王安石又大为恼火，想给苏辙加一个罪名，幸亏有人及时阻止了。苏辙自己识相，请求调动工作。宋神宗看到苏辙请求另用的申请，就问王安石：“苏辙与苏轼相比怎么样？看他们兄弟俩的学问好像挺相似。”王安石说：“苏轼兄弟大都以察人是非之语，借机加以箝制，再运用手段进行分化拉拢为能事。”宋神宗听了有点恼火，说：“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苏轼兄弟的言行应该跟得上形势，为什么反而吃不开呢？”

　　从王安石处分苏轼兄弟的情形来看，至少可以说明他为人处事的几个特点：

　　第一，王安石看人不能一分为二，好就是全好，坏就是全坏；

　　第二，王安石不能容忍任何跟自己相左的意见，哪怕这个人是皇帝也不行；

　　第三，王安石做事直截了当，从来不会也不屑于拐弯抹角，像“以迂为直”这样的方法或手段，王安石根本不会留意。只要反对变法，管他天王老子、恩公朋友，一律坚决加以清除；

　　第四，王安石对顶头上司宋神宗也没有丝毫的察颜观色。王安石说“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他是毫无顾忌的。这一点跟商鞅不同，商鞅对秦孝公是很顾忌的，商鞅通过“适应”秦孝公，进而“转化”秦孝公，借以最大程度地实现自己功业；或者说，商鞅知道运用“柔性”的力量，王安石则一硬到底，不管不顾的。王安石如此“蛮干”，时间长了，宋神宗难免对王安石没有想法。清朝光绪皇帝写过一首题为《宋神宗》诗，其中有两句说：“神宗本是英明主，安石原非侧媚臣。”王安石岂止不是“侧媚臣”，他对宋神宗真可以说是“没有丝毫的奴颜与媚骨”，后来宋神宗的理念跟王安石分岐越来越大，王安石就一再要求辞职，他并不贪恋宰相的官位。如此明确地没有“官瘾”，反过来也可以说是不给宋神宗面子，更严重地说，甚至有点看不起宋神宗。王安石的潜台词是，要么按我的理念做，要么老子辞职。王安石在变法的第六年终于罢了相。第七年春天，又复相，熬到秋天，再罢相。王安石从此永远离开了朝廷，回到南京半山园，孤独自守，大约十年之后，终于病死在南京。

　　王安石罢相后整整半个世纪，北宋成了南宋，首都从河南开封迁到浙江杭州，两个皇帝宋徽宗、宋钦宗被金国俘虏到遥远的东北（黄龙府），这是宋帝国的奇耻大辱。连女诗人李清照都要说：“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南京、杭州及太湖流域都属于江东地区。

　　作为南宋政府，必须在意识形态上为“帝国巨变”找到一种说辞，找来找去，就找到了王安石头上。南宋大理学家朱熹说王安石“流毒四海”，要把王安石打入十八层地狱。不过朱熹对王安石与宋神宗的关系说过一段意味深长的话：“神宗尽得荆公许多伎俩，更何用他？到元丰间，事皆自若，只是用一等庸人，备左右趋承。”荆公就是王安石。元丰是宋神宗的年号，宋神宗有两个年号，前面是熙宁（共10年），后面是元丰（共8年）。整个元丰年间，王安石一直孤守南京。

　　朱熹的用词，如果王安石地下有知，一定不会同意。什么叫“伎俩”？王安石心气这样高，匡时济世；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何等光明磊落；“得君行道”，何等意气风发，但朱熹把这一切庸俗化为“伎俩”。朱熹对宋神宗的分析，倒一点没冤枉他。宋神宗改革的出发点就是为朝廷敛财，经王安石变法后，朝廷财力大增，因此对宋神宗来说，变法无疑是成功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宋神宗求利得利，自可大欢喜。到了元丰年间，刺头儿“拗相公”王安石滚到南京去了，宋神宗现在身边环绕着一帮小人、庸人，“左右趋承”，这日子过得爽啊！

　　王安石注定有一个解不开的死结。以经济改革为主的王安石变法与汉武帝时桑弘羊的财政改革就实际效果来说，有很大的相似性，都为朝廷或者说为皇帝捞到了大量的钱财。

　　但桑弘羊是什么人？不过是一个浑身散发着铜臭气的商人。

　　王安石是什么人？那是儒家知识分子的代表，经学大师、文坛宗师。

　　按儒家标准，桑弘羊就是搞到天上去，也是一个“小人”；而王安石当然认为自己的每一个汗毛孔都洋溢着孟子所讲的“浩然之气”，是“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大丈夫”。但是现在，王安石痛苦地意识到，自己有千载难逢的机遇，可以“得君行道”，但是最后自己却成了另一个桑弘羊（王安石有一万个理由看不起他），甚至连桑弘羊都不如。西汉武帝是盛世，而自已身处的北宋却一直“积贫”（经济）、“积弱”（军事），喘不过气来。汉武帝时有卫青、霍去病，气吞万里如虎，北方匈奴闻风丧胆；而北宋政府，每年还要“赏赐”北方的辽国、西夏国许多金银财帛，借以换取可耻的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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