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富豪榜”存在的意义，不仅仅是对富豪们财富的信息公布，也不仅仅是为国人提供了一些谈资，更重要的是，它启蒙了中国人的财富观。

　　自从邓小平发出“先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号召后，中国人追逐财富可谓是前赴后继。但是，一旦这少部分人真的富起来后，整个社会如何正确对待富人，富人们应该如何对待财富这一系列的问题，就显得至关重要，它甚至是检验一个商业社会的商业价值观是否成熟的标志，也是检验我们改革开放成果的试金石。因为改革开放要检验的，不仅仅是物质财富，更是财富背后所带来的社会大众成熟的文化心态与精神倾向。

　　当我们看到香港的普罗大众对富豪们并无特别的喜爱或憎恶的时候，我们不得不艳羡香港商业社会伦理的成熟；当我们看到香港富豪出镜，主要就在正常的财经版和娱乐版的时候，我们也不得不对香港富豪们成熟的财富心态而称赞。

　　然而，回过头来，去回顾中国式富豪的成长过程，中国富豪拥有财富时的表现与中国大众看待富豪们的眼光，却让我们乐观不起来。

　　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我们的商业文化成长与精神成长的速度远远落后于经济增长的速度，一个大家都希望看到的拥有成熟的商业价值观的商业社会还没有完全成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财富原罪说”

　　当我们翻阅5000年的中国历史，走进二十四史的世界，关于财富的故事，看得最多的并不是如何赚取财富的传奇，更多的则是“均贫富”的残酷斗争和此起彼伏的改朝换代。

　　历史上，我们这个民族对财富的认知非常有中国特色，民间供奉的两位财神，一个是赵公明，是个军人，另一个是关公，还是个军人，他们都是杀富济贫的将士，而不是创造财富的英雄。“商人”这个词最初也是周朝人鄙视商朝人的，可谓“成份不好”已经定调了两千年。　

　　可以说，整个中国古代历史，是一部“仇富”的历史，在漫长的历史中，“不患寡、患不均”的思想长期左右着国人那脆弱的心理，“劫富济贫”远比以法治国更加深入民心。数十代王朝的兴亡，都直接与均贫富有关。因为贫富差距拉大，而政府不闻不问，于是豪杰们振臂一呼而天下群起响应，均贫富、吃大户，然后改朝换代。

　　财富没有保障，富人每每提心吊胆。劫富济贫也好，改朝换代也罢，不过是角度不同，说法有异，实质上都是对财富的仇视，对社会分配的外力干预。　

　　而这一切的起源，都是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财富原罪观”：

　　中国人也有原罪观念,但不是宗教意义上的原罪,而是对获取财富所产生的负罪感:挣的钱越多,积累的财富越丰厚,就越觉得自己理亏,对积累财富就越有恐惧感。“财富原罪观”是中国文化特有的现象。

　　“重农抑商”一直就是中国封建王朝的国家战略。这一政策的基本指导思想是:"农业是本业，是国计民生的根本,农夫才是惟一的生产者,而工商业是末业，它的存在与发展,对国计民生非但无益,反而有害。”

　　这样的统治思想，来自于长期统治中国的儒家和道家思想，正是因为这些哲学思想的长期影响，才造成了中国“重农抑商”的独特现象。

　　黄明东、朱九思在《财富原罪观对中国人精神结构的影响》一文中写道：

　　老子主张清净无为,反对聚集财富,他认为：“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进而指出：“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老子•人道》也认为：“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能长保。”表现出对财富的恐惧和担忧。

　　春秋以降，管仲、商鞅、韩非等一大批对后世产生极大影响的思想家,都在对待财富的问题上提出过富国不求足民的观点。

　　在对待物质财富追求的态度上,占主导地位、起主导作用的是孔孟、董仲舒、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这个正统儒家思想系统，对财富基本上持否定态度，越到后来这种态度越明显。

　　此后,又有历代思想家反对聚集财富，如近代思想家龚自珍就对商品货币经济,对商业抱消极以至敌视的态度。他把"食"(农)与"货"(商)严重对立起来,认为"匹夫之忧,货重于食",而"人主之忧,食重于货"。

　　从以上中国历代思想家的观点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文化中财富文化的缺失。虽然中国古代仍然有“陶朱公和沈万三”这样的财富故事，但是在几千年“重农抑商”的历史中，那也只是“沧海一粟”，太容易被淹没在历史的滚滚红尘中了。

　　这样的财富观，一直延续到当代，就形成了很多人对富豪们的“仇富”心理；同时，又从另外一个不受约束的角度，反向嬗变成了“拜金主义”。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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