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坎南教授创立的“公共选择”理论，将微观经济学分析市场运行的基本工具转而用于分析政治学，拆除了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的樊篱，并因此获得了一九八六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瑞典皇家科学院在授奖声明中说：“布坎南的工作填补了传统经济学中的一个空白，因为传统的经济学缺少一种独立的政治决策理论”。

　　布坎南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不仅仅研究纯经济问题，而且运用自己的分析工具向政治学、社会学与历史学等领域做了深层掘进，成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换言之，布坎南是将“经济学”范式运用于政治决策领域而大获成功的，这标志着经济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机。

　　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纳德·科斯也是研究制度经济学的，但他与布坎南的研究方向有所不同，他说：“布坎南对政治制度更感兴趣，而我只对经济制度感兴趣。法和经济学有两种含义。一是用经济学的工具去分析政治制度、法律制度，一是考虑法律制度如何对经济制度产生影响。我属于后一种”。也就是说，科斯是从广义的政治角度分析经济的。

　　受布坎南和科斯二位教授思考模式的启发，我忽然想到，能否以政治学的内容来琢磨经济学现象呢？具体到管理体制方面，可否从国家管理体制的案例比较中学到点经验？顺着该思路往下走，我浏览了美英法三国的政治体制，发现它们竟然代表了三种不同的政治类型。

　　先从现代西方政治的发源地英国说起。

　　英国是一个政治上花里胡哨的国家。由于王室的存在，使得它的外表显得眩目多彩。从爱德华亲王的主动放弃王位到伊利莎白女王的平稳掌权、从查尔斯王子的离婚非议到戴安娜王妃的香损玉销，无不引起世人的关注和好奇。然而这些都是皮相，与真正的政治生活基本不怎么搭界。

　　表面上英国是君主立宪国家，其实质是议会制国家。

　　在英国，君主只是一个象征。一方面，英王在名义上具有多方面的权力，具体表现在立法、行政、司法、军事权等各个领域。另一方面，与名义上的颇多权力相反，英王实际的政治统治权力甚微，在真实的政治生活中，英王行使权力的活动是由议会和内阁控制的。

　　在行政事务方面，以当选首相以及他所领导的（内阁）政府为总负责，他们的所作所为只向议会负责。内阁的主要职权是三项：第一，制定政府政策并提交议会讨论；第二，在议会通过政策后，负责监督和贯彻执行政策；第三，协调和确定政府各部的职权范围。

　　内阁行使职权时，采取集体负责的原则。内阁一经作出决议，每个大臣必须为之辩护，并在行动上坚决执行内阁的决定。如不能执行内阁决议，大臣就只有辞职一途。

　　这样一来，英国政坛最闪光的是首相，大名鼎鼎的邱吉尔、果断刚毅的撒切尔和朝气蓬勃的布莱尔都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或许有人要问，既然英王这个国家元首看起来纯粹是个“摆设物”，留它做甚？其实问题并不那么简单，这个表面上的“无用之物”发挥的却是“无用之有用”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通过咨询、鼓励、忠告等形式，对内阁的执政活动作出实际影响；第二，在特殊情况下，英王作出某些主动决定以挽救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政府危机；第三，作为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象征，具有号召全国团结、激励忠君爱国情绪的作用；第四，作为英联邦国家的元首，是联系英联邦各成员国关系的一个纽带。

　　再来说美国。

　　不管你是爱美国还是恨美国，你都必须承认美国是个神奇的国度，二百年的时光摇身一变成为世界首富。

　　美国政治史上的传奇也不少，如品德高尚的华盛顿连任总统一届后主动放弃竞选，人格魅力影响至今；既贫穷又“貌丑”的林肯自学成才，不仅当上总统，还力挽狂澜拯救了即将分裂的国家；半身不遂的罗斯福身残志坚，领导人民奋勇顽强抗击法西斯；骄傲的尼克松怂恿下属搞窃听，行为曝光羞辱下台；等等。

　　一般情况下，是先有政治实践，后有政治理论，美国则是个例外。它的体制最初是按照卢梭的民权思想和孟德斯鸠的“三劝分立”学说建立的，并经过了历代的实践磨练，最终形成了现在的政治体制。该体制与英国的议会制迥然不同，被成为总统制，特点如下：

　　首先，美国总统的权力巨大，他是一个具有多种身份的人物，集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武装部队总司令于一身，其权力遍及行政、军事、外交、立法、司法等诸多领域。内阁只是总统的咨询机关，阁员对总统只有建议权，决定权属于总统一人。据史料记载，有一次林肯与全体内阁成员讨论一项决议，最后表决时其它7人皆投反对票，唯林肯一人投赞成票，林肯最后宣布：“本议案7票反对，1票赞成，本案通过”。

　　其次，总统的行为虽然要时刻接受议会和最高法院的制约，但由于他是通过全民选举产生的，除非犯下国会规定的不赦罪行，是不可能被撵下宝座的，因此四年一换的政治局面一般比较平静。

　　其三，美国还是一个被称之为“双重分权”、“立体分权”的国家，在联邦和州一级实行纵的联邦制，在州与州之间实行横的联邦制，使得各州拥有较大的自主权，极大地调动了地方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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