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的王安石是个政治思想十分活跃的人，富于安邦治国的理想。但因主张变法，触犯了富商大户的利益，从而遭到多方的诋毁与抗拒。

　　朝中大臣司马光反对新法最起劲了，反复写信谴责，弄得王安石寝食不安；其他人更是群起而攻之，范仲淹的女婿竟指使百姓遮拦宰相的马头诉苦；欧阳修因反对变法，宁愿主动辞官请退；就连苏轼也是反对他的，最后甚至把天灾人祸都想方设法地转嫁到了王安石的头上。

　　有一天，王安石正在同程颢谈话，他的儿子从内室出来，听他们在谈新法受阻的事，便大声说：“有什么好谈论的！只要把韩琦和富弼的头割下来挂到城门上，新法自然会畅通无阻了。”可见，在变法的8年中，政治斗争极为剧烈，新政并不能有效地执行。

　　皮皮歪批：任何组织要实现变革，都需要一个能够配合的组织结构。结构的问题，使得不论品德也罢、能力也罢，都变得次要了。不论王安石当时的想法有多好，如果变革本身得不到认同，结局注定会失败。由此可见，没有共同愿景的企业是多么的让人担心。

　　养兵容易，出兵难

　　王安石是个穷出身，与官宦大族没有多大交情，因而在变法时期，朝中大臣都叫司马光等人笼络过去了，支持他的人少之又少，加之手下缺少好帮手，所以王安石只能选用意见相同的人。

　　因为急于推行新政，希望早日出政绩，王安石也就不太管那些投靠他的人，是不是真的和他怀有同样的理想。只要他觉得这个人肯听话，肯接受他的指令，他就招揽来做事。新政的推行是很急切的，但要把长久以来的积习驱除，谈何容易？这些官员又没有学习过专门的知识和技能，很多时候就会只求功效，只看表面上的成绩，而不去管实际的效果如何。

　　王安石到后来才发现，他的主要助手都是一些品格很差的人，跟随他都不是因为对新政有信心，而是为了有机会得到更高的位置。王安石罢相后，这些人很快落井下石，非常努力地把他打得永远回不了政府。

　　皮皮歪批：空降兵被欢天喜地请到新公司后发现，原来东家的兵都不太听话，只好自己寻摸一批人来，等到新的总经理接替位置时，又会带一批他的人来，结果两批人谁也不服谁。企业的精力都花在内耗上了，企业还谈什么发展，谈什么永续经营啊！

　　组织结构也要节食

　　宋朝奉行施仁政，不杀大臣，大臣们也很少是犯死罪的。官员们很少被免职，除非是自己告老，每个官员从自己职位退下来后，拿的薪水几乎和从前一样多，有的甚至更多。

　　宋朝的庙很多，不管是祭祀祖先的庙，还是道教用来为国家祈福的庙，都有一个高官去管理。一个宰相从相位上退下来以后，领的是和宰相一样多的薪水，安排给他的工作，可能就只是去管一个庙而已。所以，宋朝没有真正的新陈代谢制度。

　　派遣制度是指皇帝或任何一个高官委派某个人在某个职位上做事，但被派遣的人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调走，既没有一定的任期，对职位也没有清晰的界定，业绩无从考核，奖惩也无法分明。缺少优胜劣汰的机制，使得这个政府变得越来越庞大，机构越来越臃肿。

　　皮皮歪批：中国的很多家族企业，只要某个人做到了某个职位，企业里就会忽然多出几个‘插队’的亲戚来，这样的企业常常很快就会发起福来，等到哪天做运动时，才发现吃力得很，这时再想减肥，恐怕就要花大力气了。

　　打破习惯思维，创新利润模式

　　王安石变法时期，宋朝的经济已经发展到相当的程度，很多城市甚至发展为不错的工商城市，出现了历史上有名的四镇：景德镇、佛山镇、汉口镇、朱仙镇。这表明当时宋朝已经出现了农业之外的新经济资源，也就是工商业开始兴起。

　　当时中国东南沿海一带的对外贸易很兴盛，湖南、福建、浙江、江西等地都生产一些专门外销的贸易瓷；中国生产的钢铁数量不仅是全世界第一，而且与世界第二大的意大利比起来要多一大截。之所以生产量那么大，并不只供中国人用，也供外销。

　　但是，当时的政权还是以儒家的重农轻商思想为主，只想到农业上的收入，只想到要从劳役和田赋上去找政府的财政收入，而没有意识到政府可以为新的工商业提供新的服务，使之成为政府的另一个财政来源。

　　皮皮歪批：如果眼光只局限在自己有限的项目上，只想在本来的市场上尽量获得更多的收入，而忽略开拓新产品、新项目的价值，都有可能导致企业的崩溃，甚至失败。像四通、燕舞、熊猫那样的企业在国内还少吗？只不过没有他们出名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