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有商业银行获得经营控制权，而激励机制扭曲与监督约束机制弱化的条件下，银行内部在追求短期利益与效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必然导致银行资源配置的扭曲和经营效率的丧失及信贷风险的加大。

　　4、缺乏有效率的银行家选择机制。在商业银行的经营中，银行家科学的决策和高超的运作能力是商业银行控制风险和增加盈利的重要保障。就我国来看，长期以来，中央政府一直保持对国有商业银行高级经营管理者的任免权，国有商业银行的重要岗位人选都由政府委派。从表面看，政府代表国家行使所有者的选择权，符合商业银行治理结构最优效率的本质要求。但是，政府是一个特殊的所有者，其资本所有权的相关职能是由政府官员具体行使的。政府官员拥有国有商业银行经营者选择的实际投票权，但在法律上却不是剩余索取者，因而政府官员的投票权为廉价的投票权，也没有足够的激励去选择最优的经营者。因为他们不必为经营者选择不当承担相应的责任。所以，行政化的委派制，很难保证真正具有银行家素质的人担任国有商业银行的高级经营管理人员。另外，政府委派官员与银行家所追求的目标是不一样的。职业化的银行家应具备现代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素质和决策的能力。银行家的经营行为会受到董事会以及外部市场的评价判断，生存竞争的需要以及实现自我价值实现的需要会促使其对所经营的银行尽职尽力，并把利润最大化作为自己的追求目标。而政府委派官员往往以职位升迁与政治权力的获取作为其目标，其结果必导致银行经营效率的低下。

　　5、外部治理环境不佳。

　　（1）监管当局的监管手段落后。由于存款人的分散性与信息的不对称性，存款人实际上无法对银行的经营施以监督。监管机构的参与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存款人作为特别重要的利益主体的缺位问题。尽管我国目前已成立银监会，实现监管机构的专门化，但这不等于监管手段的现代化，我国目前的银行监管还仅停留在事后监管和报表监管层面上，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监管方法和监管理念还相当落后。这会导致国有商业银行缺乏相应的外部监督约束机制，容易产生道德风险问题。

　　（2）信息披露力度不够。长期以来，由于国家垄断了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所有权，因此，我国的国有银行基本没有建立有效的外部信息披露制度，在这方面，也缺乏相应的法律支持。为满足新的《巴塞尔协议》的要求，中国人民银行2002年5月发布《商业银行信息披露暂行办法》，对中国商业银行信息披露提出了明确的规范的要求。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也做出一些有益的尝试，但力度仍然不够。国有商业银行应从公司治理要求和自身实际情况出发，更加主动地披露信息，提高披露质量。

　　三、国有商业银行治理结构优化的着力点分析

　　公司治理的实质就是要解决委托代理的效率问题，产权制度是企业内部组织制度形成和发挥作用的基础，公司治理就是在既定的产权制度基础上对企业的激励约束。在优化国有商业银行治理结构的问题上，必须考虑以下与产权制度改革有关的几个因素：

　　一是产权改革与经济绩效问题。按照现代产权理论的逻辑，私有化是建立市场经济秩序和实现商业银行治理有效性的必要前提。对我国的产权制度进行改革，是否意味着就要放弃国有股的主导地位呢？俄罗斯、东欧国家的“休克疗法”并没有带来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和市场经济秩序的有效确立，反倒是中国的渐近式改革的巨大成功。中国在没有放弃国有股权的产权形式下，逐步确立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并在这一过程中取得了较快的经济增长。另外，大量实例也表明，产权归属与经济绩效的关系并非是简单正相关。香港大学朗咸平教授曾经调查过的全球958家银行中，包含了国家控股、家族控股和国外金融机构控股几种类型。对比分析的结论是，国家控股的银行中存在资金回报率高的，民营控股、国外金融机构控股的银行中同样也有资金回报率低的，任何一家银行资金回报率的高低和这家银行由谁控股毫无关联。因此，放弃国有产权或国有控股的产权制度显然并不是我国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目标所在，国有控股股权结构在现阶段是必要的，也符合社会发展的长远利益。

　　二是国有商业银行产权改革的路径依赖因素。由于历史的惯性、制度变迁是一个逐渐演进的过程，并且是在各种制度因素相互作用推动之下的过程。市场主体的塑造、市场机制的形成、资本市场和产品市场的完善等市场化的制度环境因素将最终决定国有商业银行产权制度改革的进程。外部环境的不断变化有力地推动着国有商业银行的深层次变革。在经济转轨时期，国家股东的特殊身份决定了其利益目标具有两重性：第一，作为银行股东，国家具有经济人的显著特点，应当以实现利润最大化和股东权益最大化为目标。第二，作为社会利益的代表，国家要承担繁多的公共职能。国有金融产权制度本身决定了国有商业银行的目标是追求社会收益最大化，为经济增长提供足够的信用支持。国有商业银行国有产权的制度规定与市场主体地位的形成使其面临着双重压力：既面临着由于市场经济深化而带来的竞争的压力与提高自身效率的压力，又面临着国家经济增长与稳定宏观金融环境的压力。。这两者的矛盾日益尖锐，导致国有银行银行陷入困境之中。可以说，在优化国有商业银行治理结构的问题上，如何实现国有股东经营价值取向由双重目标向单一经济利益目标的回归，已远远超出了国有商业银行经济绩效的公共选择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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