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这种矛盾、对立、斗争的思维正是资本主义现代化初期社会矛盾尖锐化的反映。也正是这样的历史背景使马克思接受了这种思维，资本主义早期血与火的历史使马克思坚信，迄今为止的人类文明史就是对立和对抗的历史，阶级社会发展的过程就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所引发的一系列对立和冲突中渡过的。如果仅此而已，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就会被理解成矛盾对立冲突的同义语，这也正是斗争哲学能够盛行一时的理论原因。但是，如此来理解马克思的理论就太片面了，甚至可以说是误解。因为，马克思所讲的对立和对抗的历史，特指的是“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即辩证法以对立和矛盾的形式来表达只适用于阶级社会。马克思是这样表述的：“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33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2版。）这即是说，矛盾、对立和对抗，只是阶级社会的发展状态，在未来社会中，发展还是会继续的，但不再以对立、对抗的方式来进行，自由个性的全面和谐发展的含义即在于此。把历史的发展分成性质不同的阶段，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发展状态，对立、对抗的发展形式只存在于阶级社会，这才是马克思对辩证法理论的真实全面的理解。

　　在“左”的错误时期，由于误读了马克思的理论，把马克思关于阶级社会发展状态的阐述误解为是对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状态的说明，辩证思维也就被等同于矛盾、对立、斗争的思维。于是矛盾的斗争性被赋予了绝对的地位，在斗争性和同一性的关系中，强调斗争性是同一性的基础，斗争性是绝对的、无条件的、永恒的。这就在理论上导致了两个错误，一是对斗争性作了狭隘的理解，把斗争性等同于对立和冲突；二是抹煞了同一性在事物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似乎同一是可有可无的，只是为矛盾的斗争提供场所。改革开放以后，虽然理论界纠正了对辩证法的错误理解，强调了对斗争性不能作狭隘的理解并强调了同一性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提出了单独的斗争性和单独的同一性都不是事物发展的动力，但对同一性意义的认识还是不够深入，没有由此引申出和谐思维的思考方式。这从新矛盾理论的研究中就可见端倪。新矛盾观把矛盾分为极性关系、运演关系和结局关系，认为对立是矛盾的根本属性，这就表明对立、斗争的思维仍然是新矛盾理论的深层构架，在这种构架中，就不会真正有和谐的位置，由此思考问题也不会真正理解提出和谐思维的意义。

　　构建和谐社会必须要转变矛盾的对立、斗争的思维方式，而要从协调、平衡、共处的统一性的视角去观察和处理问题，并以此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理论基础。这是因为，首先，这是社会主义发展的目标和过程的性质所决定的。社会主义是一个不完全的阶级社会，这样，我们就不能再用观察阶级社会那样的对立、斗争和矛盾冲突的眼光看待和处理问题，而要以积极的态度、宽容的心情，从矛盾双方的协调、统一去认识问题。如此才能防止矛盾的扩大化，用最小的改革成本去解决问题。另外，尽管当代社会的发展离马克思设想的自由个性的和谐发展还有很远的距离，但“以人为本”的理念日益被社会所接受，社会主义的发展目标被确定为人的全面发展，而人发展的全面性就内在地包含了和谐发展的内容，要求社会机制的协调和平衡，使人能够突破片面性的局限，以和谐、全面的方式来规划行动和生活。其次，当代和平与发展的主流趋势，使合作与双赢成为发展的重要形式。现代化的进程是同技术理性的发展关联在一起的，由此带来了人与自然的对立，以及人与人的分裂等等人类生存的难题，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和随之而来的冷战局面，促使人们不断反思，使人们日益认识到，对立和对抗、矛盾和冲突不是解决问题的出路，相容共处，协调合作才是正确的选择。由此，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征服和占有的意识被生态平衡的观念所取代，在不同社会制度和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关系上，对立和斗争被共处和互利所取代。一国两制、公有制和私有制的共存等一系列对立面同一的事实证明，在当代，和谐统一的方式也是事物发展的重要途径，这就需要我们发展辩证思维，深入研究协调、平衡在发展中的意义。

　　和谐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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