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朱力认为，和谐社会是一种整体性思考问题的观点，要求我们在把工作视野拓展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运用政策、法律、经济、行政等多种手段，统筹各种社会资源，综合解决社会协调发展问题。亟待消除的不和谐因素

　　我国目前正进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阶段。对于这一发展关键阶段的特点，胡锦涛在十六届四中全会闭幕式上作过精辟的概括，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曾庆红在四中全会结束后，也曾有过详细的论述。归纳起来，这个阶段特点有两个：既是关键发展期，同时又是矛盾凸显期。中共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严书翰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说，这一阶段呈现出两种前景，一是执政党和政府头脑清醒，政策妥当，就可以进入社会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保持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二是执政党和政府政策失误，不但会使经济停滞不前，而且会激化社会矛盾，产生社会动荡，危及政权稳定。中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正蕴含着争取第一种光明前景，规避第二种黯淡前景的战略意图。

　　具体审视我国社会目前所存在一些不和谐因素，则能更加清楚地看出中央作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决策的深谋远虑。

　　社会发展相对滞后，公共资源分布不均衡。经过26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经济高速发展，GDP总量增长了10倍，平均发展速度为9.4%，是世界上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这是世界经济史上的一个奇迹。但与此同时，我国的社会发展相对滞后，这种滞后在2003非典考验中暴露得更加充分。李兴山说，非典时我在农村搞调查，一个地区的领导跟我说，他们整个县只有2台呼吸机，可以想像，如果非典传入农村，后果将不堪设想，从中可以看出城乡差距拉大问题和公共医疗资源短缺问题。

　　城乡差距、地区差距仍在扩大，分配不公矛盾凸显。这种差距指的是相对差距：改革开放中农村发展了，城市也发展了，但是城市发展得更快。从城乡收入来看，上个世纪80年代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到1：1.8，90年代就扩大到1：2.5，而到了2003年，城乡差距已经扩大到1：3.2，超过了3倍。李兴山认为，如果将城乡居民收入的计算方式、税赋负担、社会保障、基础设施等因素综合考虑，城乡差距就远不是3倍，而可能会有6倍以上。从地区差距来看，尽管相继实施了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战略，但是东中西部的相对差距仍呈扩大趋势。严书翰认为，现代社会中收入差距肯定是存在的，关键是要保证它在一个可控的范围内。目前收入差距拉大的问题，是前进中存在的问题，但是如果不能够予以正确解决，也会危及稳定。比如收入差距拉大的问题，关键在于分配不公。目前我国存在一些非法致富现象，一些人靠钻政策和体制漏洞而暴得大利，一些部门和单位靠垄断而获取超额利润，这对群众的情绪是一种严重的挫伤。

　　一些社会群体为改革发展作出的贡献与应得到的补偿不对等。这些群体主要指农民和工人。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由于存在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广大农民为中国工业化作出了重大贡献。改革开放以来，尽管农民的收入状况也得到了较大的改善，但是到目前为止，农民的人均收入还很低，负担还很重。改革开放26年取得的成果，农民并没有充分分享。工人阶级是中国共产党依靠的阶级，由于我国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对国民经济作出战略性调整，在这个过程中国企改制、搞活，致使大批产业工人下岗。这些在计划经济时代作出了重要贡献的产业工人和无地农民、失地农民获得的补偿显然是不对等的。利益失衡导致心理失衡，是当前社会情绪一个重要诱发因素。

　　新形势下人民内部利益矛盾错综复杂。1957年毛泽东提出人民内部矛盾的概念，主要是指思想政治上的矛盾，但是现阶段的人民内部矛盾主要指各阶层、各方面的利益矛盾。这类矛盾在社会经济转型期纵横交织，盘根错节，复杂异常。比如公务员队伍内部的“3581”工资改革方案，在有的地方可以实行，但中央国家机关的公务员就不能实现。因为中国的中央国家机关加工资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问题，它还含有政治因素：国家还有很多方面都缺钱，这一政策不方便实行。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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