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里不存在股份股东，所有者不再是决策者，决策者也不能干涉经营者。目前已实施三个月了，企业发展挺好的。”孙大午显然很满意自己的“发明”。

　　今年“两会”召开前夕，《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浮出水面。舆论普遍认为，这个被称为“36条”的文件是政府在从多个方面给民营企业“松绑”。

　　“我不可能左右外在，但我可以在许可的范围内实践执政为民的理念。赚钱不是为了个人富有，而是为了大家都过上幸福生活。大午集团呈现的是一片祥和，尽管有上下属的职位差别，偶尔也有个别不和谐的声音，但这里人格平等，整体趋势是和谐的。”孙大午说。

　　翟淑芬“农转工”后的无奈

　　翟淑芬每天都会看看新闻，她想从报纸或电视上找到北京市有关部门针对“农转工”这一群体的新政策。

　　上世纪80年代，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迅速兴起了城市建设高潮。一些城市郊区的农业用地因此被征用。按照国家有关补偿办法，一批失地农民转业成为产业工人，翟淑芬就是其中的一员。

　　现在她正忙着照顾生病的爱人，外面的便利店空落着，没人看管。不过也快关门了，因为生意冷淡，加上女儿已经有了几个月的身孕，快要生产了，到时候自己就顾不上这个店了。

　　前几年，翟淑芬常会找到市劳动局，请求给像自己这样的“农转工人员”与其他工人同等的工资待遇。她说自己现在的待遇只是原正式员工的60%左右。市劳动局工作人员对此的说法是，工资待遇是依据有关政策规定执行的。

　　在女儿的劝说下，从去年8月份开始，翟淑芬不再找有关部门理论了。

　　翟淑芬的爱人老杜也是“农转工”，在国企改革中“首当其冲”，6年前花4万块钱买断工龄后赋闲在家。

　　在北京市政府的网站上，丰台区劳动与社会保障局有关文件称，今年3月份，1472名补缴社会保险的农转工自谋职业人员的退休审批工作已完成，并进入基本信息录入、核对阶段，计划3月中旬进行第一笔养老金的发放。

　　老杜要拿到自己的养老金还得等7年。这期间，他必须每年缴纳一定数额的社会保险金。“去年缴了3600元。”翟淑芬说，等孙子出世了，祖孙三代得挤在自己这套房子里。家里的另一套房子出租了，每年可以收到1万多块钱的房租。

　　和她一样，在京石高速路沿线的许多小区里，“农转工”人员的经济支柱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房租。另一位姓杜的“农转工”人员称，除了出租房屋外，自己现在跑“黑出租车”。

　　1987年，为了修建京石高速公路，北京市丰台区六里桥、小井等村的土地被国家征用，这些村的村民也因此成为“农转工”的一部分。当时，初中学历的翟淑芬被安排在了市机械局下属的一个鼓风机厂。

　　10年后，提前退休的翟淑芬每个月可以领到380元的退休金，“因为是农转工，退休金也只有同工龄工人的60%左右。”

　　2005年1月10日公布的盖洛普调查结果显示，从1997年至今，中国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上升了近75%。但与此同时，富裕阶层和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差距也在加大。而北京市统计局对外公布的“北京市社会发展七大领域发展指数的评价分析报告”显示，北京收入高低户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已经由2000年的3.1：1扩大到2003年的4.7：1。

　　按照有关政策，翟淑芬每月有83块钱的医疗保障金。“每年的医药费如果超过了1300元，就可以报销一定的比例。”但她没报销过，因为“自己看病不敢花那么多的钱”。

　　女儿是大专毕业，目前没有工作。翟淑芬说自己不担心孩子，因为现在是“竞争的社会”，“只能靠他们自己。”她常教导女儿要学会“笑对生活”。

　　翟淑芬对熊德明很熟悉，她感叹自己没有面见总理的机会。在接受采访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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