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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个中国人的“和谐”故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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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说起女儿读书的事,总是憨厚地笑着的张治泰皱了一下眉头。他的女儿张春蕊在京豫陈学校念初一,这是专为农民工子弟开办的学校,“这学校不好,但没办法。”张治泰说。 从去年秋季起,北京的公办学校取消了农民工子弟的借读费,但是张治泰担心女儿学习跟不上,而好强的春蕊也不愿意到公办学校上学。“北京的学生瞧不起我们。”春蕊说,有一次,她们参加一个活动,那些公办学校的学生一直对他们指指点点,这让她很难受。但她也高兴地看到,大兴的一所公办中学一下子去了很多农民工子弟,“那学校成了我们的地盘,就没有人敢看不起我们了。” 在襁褓中就来到北京,张春蕊是在这座城市长大的,甚至过年他们也没回家——尽管河北老家离北京只有半天的车程。 春蕊对第二故乡并没有好感,“北京太乱,空气不好。”她几乎不到城里去,没有逛过大商场。但她对同合庄却颇为依恋,她在村里走过时,和每个人都亲切地打招呼。 张治泰很少关心国家大事,尽管他是高中文化。附近没有报亭,惟一的书店里书也很少。他有时干到晚上10点才收工,累得不想看电视。他知道像他这样进城务工的人,有一个统一的称谓叫“农民工”,但他不知道,最近有学者提出了“四农”问题? “像现在这样不错。我有活干,孩子她妈妈在小区里开电梯,一个月有600块。她哥哥也工作了,在国营单位。”在张治泰看来,只要不用到工地上扛钢材,不用拼死拼活地向老板讨债,就已经很幸福了。 张春蕊却没有父亲那么容易满足,她还是希望生活能够好点,而“好点”并不单单是指有钱。在一次“农民工子弟教育巡展”上,张春蕊在留言板上写道:希望能得到更多人支持。 当被问到希望得到怎样的支持时,她说,“就是不要看不起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同学。” 吴显国群众小事政府大事 晚上10点钟,北京西直门附近的国务院第二招待所依然人来人往。因为是“两会”代表的驻地,每个进门的人都要接受站岗武警的检查,媒体联系采访则要报出代表的名字和房间号。来京参加“两会”的廊坊市市委书记吴显国就住在这里。 2004年11月5日,《人民日报》全文刊发了原中纪委常务副书记侯宗宾的调研报告《建设“和谐廊坊”的启示和思考》,指出了当地政府建设“和谐廊坊”的标本意义。作为“和谐廊坊”的推动者,吴显国是较早提出并实践“和谐发展”的中国地方官员。 党团干部出身,后到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南洋商学院学习,现年48岁的吴显国思维活跃而开放。 这一点在侯宗宾的报告中也得到了肯定:“廊坊的领导班子有两大特点:一是学历高、眼界宽;二是风气正、没闲事。一班人性格各异,但工作上团结融洽、一心一意,没有杂音。”吴显国也曾拍着胸口说,“在廊坊,谁的官是买来的,拿我吴显国是问!” 吴显国提出要提高基层干部的素质,在他看来,一些地方把素质较高的干部安排在机关,把素质较低的干部放在基层的“七所八站”,结果这些人“生冷硬黑”、吃拿卡要的作风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在他的推动下,“优秀的干部放到基层”成为当地的一种共识。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徐湘林教授认为,中国上世纪80年代进行的干部制度改革,是一场“精英的大转换”。与传统干部相比,这批新兴的知识型和技术型干部具有讲求实效、尊重科学、注重解决具体问题的实干精神,他们所具有的专业知识和支持改革开放的立场也顺应了新时代的发展方向。 这一点在吴显国身上也有体现。这位皮肤略黑的市委书记在提到构建“和谐廊坊”时说:“群众最关心什么?不是财政收入,不是项目引进,而是孩子毕业了能否找到工作,失业了能不能领到保险金,生病了到哪儿去看。这些都要从制度和机制上来保证和解决。”与此对应的是,廊坊市先后出台20多个政策性文件,事关土地承包、征用土地、城市拆迁、下岗失业职工安置和保障农民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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