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政府的宏观调控和管理方面。要注意，这里所讲的政府的宏观调控必须建立在新的市场经济和混合所有制经济新体制的基础上，而不是计划经济的复归。如何防止惯性运作和反弹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可以说是要重建新的宏观调控体制。

　　第二，社会组织秩序的新建问题。我们要想办法发挥这种组织功能和作用，特别是随着很多社会成员从过去的“单位人”走向“社会人”，走向“社区人”，在这种新的情况下如何发挥民间组织的作用是一个新问题。

　　第三，我个人觉得信用制度的建设是秩序方面很重要的问题。我评估了中国各方面主要体制改革进展情况，发现信用制度建立比较滞后，无论是企业的信用制度，还是个人的信用制度，还是政府自身的信用制度，都比较欠缺。要建立一个秩序，信用制度一定要跟上去。而要建立一整套信用制度，就要以道德为基础，同时以产权作为支撑。这个产权问题是一个核心的问题，我曾经比较过一些民营经济和国有经济不同类型地区，看哪个地方对银行的贷款、还款的几率高一些。从中发现，民营经济比国有经济发达的地区银行信用度要高一些。孟子曾经讲过一句话“无恒产者无恒心”，这个信用秩序问题非常关键。

　　难题三：如何把握好多元和公平的关系

　　中国越来越走向一个多元的社会，现在来看：一个是经济多元化，我们去年GDP是13.6万亿元，通过结构分析，可以看出国有经济大约占三分之一，集体加上新的公有大约三分之一，另外私人和外资占三分之一。第二个是社会力量的多元化。除了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以外，还出现了六种新的社会阶层。在这种经济多元、社会力量多元情况下，如何平衡和协调多元之间的矛盾？于是就提出了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呼唤。除了分配领域差距过大以外，我认为，还有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如何从起点上使我们的社会成员，享有机会公平、地位公平、规则公平的问题。特别是农民工进城以后的事情，我们如何实现机会均等，使他们跟城市居民一样，这涉及到子女教育制度、户籍制度、身份制度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等等。　　关于公平问题现在学术界有一个看法，认为要讲公平就必然会与市场化改革冲突，我不赞成这种观点。我觉得，社会公平与市场化改革是不矛盾的，二者可以协调起来。基于这种认识，我认为“十一五”期间，经济体制改革思路可以提出这样“三化”：一，深度市场化；二，参与经济全球化；三，注重人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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