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在历史的视野中来看，从鸦片战争后到改革开放前，中国一直都在追求建立“大同社会”。《礼记》中把“大同”作为理想来追求。“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独孤废疾者，皆有所养”。康有为写了《大同书》。孙中山追求“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大同社会，倡导“天下为公”。毛泽东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也是“大同”理想的尝试。

　　这种理念坚持了100多年，到邓小平时代发生了变化。1979年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客人大平正芳时，第一次提出要建立一个“小康”的社会。“小康”这个词也出现在《礼记》里，“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小康不仅仅意味着温饱，已经隐含着分化，但是人们提建设小康社会时往往忽略了这一点。邓小平当然没有把“小康”当做最终目标，那时他的“小康”指标很单纯，就是看人均收入。人均收入达到1000美元就算是达标了。后来，1983年他去了趟苏州，当时苏州人均收入已达到800美元，他继而认为人均800美元就足够了，可以实现六个目标，即解决人们的吃穿用问题、解决住房问题（人均20平方米）、解决城乡就业问题、解决农村人口外流问题、普及中小学教育和基本公共福利、改变人们精神面貌使犯罪率大大减少。在整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前期，“小康社会”的提法用得并不多，那时强调的是“发展是硬道理”，“一心一意谋发展”。

　　到1990年代末，当我们回头盘点时，不免有一喜一忧。喜的是，改革20多年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年增长率达到9%，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经济奇迹。但在欣喜的同时，也产生了忧虑。现在，中国人均收入已经超过1000美元，但上述六个问题中除了前两个问题解决得比较好之外，其他几个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变得更严重了。这个社会变得越来越不和谐。口袋里面的钱可能多了，但是空气脏了，要花更多的钱清洁空气，清洁水源，还有其它一大堆恼人的问题。于是在20世纪末，中国政府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任务。之所以强调“全面”是因为以前对“小康”的理解太片面。

　　新一代领导人现在又提出建立“和谐”社会的目标。和谐社会这个词在中国人听来并不特别，但译为英文“harmonioussociety”则极具中国特色。中国传统很讲“和”字，钱穆先生将中国的文化精髓总结为四个字：天人合一。和为贵、和平、和善、和解、和蔼、和缓、和谐，从大同社会到小康社会，再到和谐社会，都是中国传统的延续。现在之所以强调建立“和谐”社会，是因为中国经济虽然发展了，但社会中有太多怨气、戾气，缺乏和气。

　　建设和谐社会的三个基础什么是和谐社会？和谐社会显然不仅仅是经济的高速发展。在经济发展速度非常快的时候，很可能整个饼做得非常大，但是这个饼的大部分被非常少的人拿走了，而大部分的代价被大多数人承担了。这个社会虽然发展了，但未必是一个和谐的社会。和谐社会也并不仅仅是一个稳定的社会。政治高压或其它因素的存在，可以使一个社会保持很稳定，但是这个社会未必很和谐，人们的气不是很顺。所以，建立一个和谐社会，简单地说就是要让这个社会里的人气都比较顺，没有太多的怨气，心态平和，彼此交往谦让有礼、互敬互助。

　　和谐社会的建立有赖于三个重要基础：社会基础、政治基础、思想基础。

　　所谓和谐社会的社会基础，就是社会分化不太严重。如果一个社会严重分化，两极尖锐对立，人的气就非常难理顺。人是有嫉妒心的，如果社会差别太大，人的嫉妒心难免非常强。他想要和你平等的愿望没能实现，他也会有强烈的受挫感。

　　建立一个和谐社会还必须有一个政治基础，即有一套调节利益冲突的正式的机制。不是让人成天进京或到省城上访，然后被遣送回乡，又回来再上访，又被遣送回乡。而是他要表达自己的利益和诉求时，有正当的渠道可

[1] [2] [3]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