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在发展，理论要创新。胡锦涛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要求大力推进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创新体系的建设。科学社会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在马克思主义不断与时俱进的年代，更应大力推进理论体系的创新。这是我们在编写科学社会主义教材的过程中必须坚持的方向。

　　理论体系的创新，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恩格斯说过：“为了使社会主义变为科学，就必须首先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毫无疑问，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新也必须面对现实，认真地研究客观实际究竟为科学社会主义提供了哪些理论创新的“生长点”。

　　“生长点”之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造性实践积累的成功经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这个结合，既抛弃了前人囿于历史条件仍然带有空想因素的个别论断，破除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又比较系统地回答了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提出的新问题，继承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比如，过去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对于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及其第一阶段社会主义社会只有一般的阐述，而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积累了那么多的经验，理应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研究的重点和理论创新的基础。邓小平同志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曾经说过：“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立的章程并不少，而且是全方位的。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都有明确的方针和政策，而且有准确的表述语言。”这就告诉我们，科学社会主义作为一门综合性很强的理论科学，现在已经具备了过去所没有的深入研究并能够推进理论创新的实践基础。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改革开放进程中不断充实、完善和发展，已经在理论创新的道路上取得了不小的进展。我们在编写科学社会主义教材的时候，必须认真地、系统地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实践中积累的成功经验，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传统理论体系之间的关系，看一看它纠正了哪些过时的甚至是错误的观点，增添了哪些经过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新观点；看一看其中哪些是属于中国特殊的东西，哪些是可以上升到科学社会主义一般原理的东西。这是我们能够实现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创新的最重要的基础。

　　“生长点”之二，是世界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特别是苏东剧变的经验教训。我们过去学习和研究科学社会主义，更多的是学习和研究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的著作和思想，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十月革命以来先后诞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基本上都是原来经济政治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现实的社会主义与传统理论上所讲的社会主义相比有很大的不同。过去我们对此缺乏深入的思考和研究，制定的政策往往超越社会发展阶段，产生的影响是消极的。改变这一状况，不仅需要我们从实际出发进行长期的艰辛探索，而且要准备经历许多难以预料和想象的困难与风险。因此，我们要不断从实际出发大胆进行探索，不断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不断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同志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时候，就提出过要“以苏为鉴”。邓小平同志也十分重视包括中国在内的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教训。他说过：“过去的成功是我们的财富，过去的错误也是我们的财富。我们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应该说‘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训。”按照人的思维认知特点，反面教训往往比正面经验更容易引导人们跨入真理的大门。我们在编写科学社会主义教材的时候，务必认真地、系统地总结和研究世界社会主义在一个半世纪里，特别是近半个多世纪以来所积累的正反两方面的丰富经验和深刻教训。

　　“生长点”之三，是当代资本主义发展提供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我们都知道，科学社会主义从诞生之日起，就承担了研究和批判资本主义并从中找到解决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任务。只要资本主义还存在，还在发展，科学社会主义就要不断地研究它，并在研究中不断丰富和完善自己的理论体系。江泽民同志在2000年提出的“四个如何认识”，其中就包括如何认识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他指出：“我们应该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注重从理论和实践、历史和现实的广泛结合上，引导广大干部群众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要使大家认识为什么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一方面，绝不能因为资本主义社会在具体演进中产生的一些繁荣现象而否认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科学论断。另一方面，要加强对当代资本主义自我调节和发展的研究，作出有说服力的理论分析，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因此，当代资本主义发展提供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凯恩斯主义、新自由主义、“第三条道路”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都是我们应该认真加以研究的课题。只有坚持以宽广的世界眼光来研究科学社会主义，才能使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具有时代性和现实针对性，才能推进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