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春三月，北京又迎来了国家重大政治活动——全国政协十届五次会议和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的召开。大会期间，2000多名全国政协委员、2800多名全国人大代表聚集首都，建真言、献良策，促发展、论和谐。全国政协十届五次会议、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都是本届政协、人大的最后一次大会，这使得此次全会更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委员、代表们履行职责的热情也非常高涨。据统计，全国政协十届五次会议期间共收到提案4516件，经审查立案4245件，其中有关经济建设方面的提案1938件（占45.65%），教科文卫体方面的提案1160件（占27.33%），政治、法律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提案1147件（占27.02%）。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期间共提出议案７９６件，其中有７９４件属于法律案，大部分属于加强社会领域立法，旨在为构建和谐社会夯实法治基础；其中属于宪法相关法类、社会法类、行政法类、民法商法类等的议案占７８％，反映了代表们着力促进社会发展和解决民生问题的要求和愿望。可以说，委员、代表们在共商国是过程中，高度关注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推动解决民生民本问题提出了大量价值不菲的意见和建议。笔者作为一名全国政协十届五次会议工作人员，同时作为一名交通民警，注意到一些委员、代表的提案、议案与建议，聚焦于与人民群众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道路交通安全问题，力求通过政策方面的引导和管理水平的提高，来推动解决当前制约道路交通安全科学发展的一些突出现实问题，促进交通和谐。从这些提案、议案、建议中所反映的社情民意和提出的殷切期望出发，审视当前道路交通安全工作，能更有助于我们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总体战略布局中找准定位，深刻理解科学发展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的重大意义。

　　一、呼吁抓源头管理，将道路交通安全管理重心前移

　　强化源头管理是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的治本之策。对这一管理理念，许多委员、代表们高度重视。强化源头管理，关键在人。因此对交通安全问题十分关注的全国人大代表孙淑君指出，驾驶员的交通安全意识、法制意识以及道德意识淡薄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很多的交通事故都和驾驶员超速行驶、超员超载、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违章行车行为有关；同样来自于人的因素还有一些驾驶学校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忽视安全、法制、道德教育，部分学员未经考试合格就取得了驾照，从一开始就在制造“马路杀手”。此外，孙淑君认为，道路状况及交通工具方面总体安全技术水平还不高，低等级公路的交通安全设施缺乏，交通标志标线和交通控制设施不完善也是造成交通安全事故很重要的原因。因此孙代表呼吁，从驾驶人入手抓源头管理，从交通设施完善入手抓事故预防。

　　同样，全国政协委员刘全芳提出要严格驾驶人考试和培训监督，提高驾驶人素质；全国人大代表吴丽英提出交通、安全监管等部门对车辆安全状况要定期检查，重点检查车辆制动、转向、轮胎等安全设备的安全技术状况；全国政协委员李成日建议统一规范全国公路的指示标志，避免指示牌不明确的现象。委员、代表们针对驾驶人素质保障和事故预防基础设施完善等源头管理手段的献计献策，对于我们的事故预防工作无疑会大有裨益。

　　二、高度重视农村交通安全，力促改善管理薄弱环节

　　新农村建设中，农村道路交通安全建设是重要基础。客观而言，目前农村交通安全管理是整个道路交通安全管理体系中的薄弱环节。为此，一些委员、代表联系新农村建设实践，呼吁加强农村交通安全工作。特别值得强调的是，全国政协委员、湖南省政协副主席李贻衡（第一提案人）等七名在湘全国政协委员联名提交提案，建议实施摩托车税费改革，以抑制摩托车过快增长。无牌无证摩托车泛滥是当前农村交通安全管理中的突出乱源。以湖南为例，全省摩托车拥有量近600万台，并且每年以15％左右的速率增长。摩托车拥有量的高速增长，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群众尤其是广大农民的出行难问题，但同时也产生了大量的负面问题。湖南省每年“涉摩”交通事故致死人数占到整个交通事故死亡人数40％～50％，另外，摩托车购置附加税、车船使用税都靠摩托车登记时征收，车主不上牌，就征收不到，造成无证无牌车大量增加，国家税收大幅流失。李贻衡等委员建议政府取消目前正在征收的摩托车购置附加税、车船使用税，将上述两项税种统一到消费税，销售环节一并征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高摩托车消费税的税率，以抑制摩托车的过快增长，减轻因摩托车无牌无证通行而引发的一系列负面效应。可以说，李贻衡委员联系农村交通安全实际提出的这一提案，是对农村交通安全管理工作的科学指引。此外台盟中央也以《关于加强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的提案》为题，提出集体提案，为改进农村交通安全管理工作建言献策，值得道路交通安全管理部门深入学习思考。

　　三、强调以人为本，高度关注弱势群体权益保护

　　农村居民在遭遇道路交通事故后，由于经济收入来源有限，因此其伤亡救助费用往往更为依赖于事故赔偿金。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将残疾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赔偿金等赔偿项目，区分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实行不同的标准，赔偿金额相差悬殊，导致交通事故赔偿中因户籍身份的不同而造成“同命不同价”的现象，引起社会高度关注。为此全国政协委员李玉玲呼吁“应该尽早废除或者修改歧视农民的、不合理的司法解释，让城乡居民在遭遇人身损害赔偿时，可以实现‘同命同价’”。李玉玲委员强调，在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中适用双重标准，对不同户籍的受害人给予差别等遇，这是对平等之宪法精神的典型背离。为此，李玉玲委员建议，参照我国《国家赔偿法》及《国内航空运输承运人赔偿责任限额规定》，凡需要国家赔偿的，不论死亡人的户籍如何、在何地区，均需按国家上年度职工平均工资（或者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这一个标准，按20年计算死亡赔偿金。实际上，关于“同命不同价”问题，历次全会上已有多名委员、代表进行了呼吁。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也明确表示，最高人民法院对广为社会各界关注的“同命不同价”问题已有初步考虑，如果进展顺利，本次两会后将会出台相关规定，以更好地保障农村居民这一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

　　同样的，中小学生作为祖国的未来，在事故预防中应得到更大的关注。据公安部有关资料披露，2004年，我国有十万人在各类交通事故中死亡，其中学龄前儿童、小学生和中学生分别为2880人、2656人和1767人，一年中竟有7000多名鲜活的少年儿童死于非命，平均每天就有十二名中小学生因交通事故丧生，实在令人痛心疾首。为此，全国政协委员刘璞认为，为了减少交通事故对儿童造成的伤害，迫切需要从儿童时期开始对他们进行交通安全常识的教育;培育孩子从小学法、知法、守法的法规意识十分重要，这将影响他们的一生。刘璞委员进一步建议，相关部门应有计划地开展交通安全教育系列活动，加大对全社会交通法规的宣传教育力度；在学校附近，设置统一规格的、醒目的警示牌和减速标志，让孩子们优先安全过马路。刘委员的建议深刻提示我们，对于幼小学生加强交通安全防护，道路交通安全管理部门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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