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法科类学生就业之特殊性及其所产生之结果
贺胤应

　　内容提要：本文以2003年、2004年、以及2005年的大学生就业现状为背景，详细分析了法科类学生就业签约率低的深层次原因——中国社会法治环境的欠缺，还预测了法科学生就业率低可能导致的结果及这种结果对中国法治建设的影响。本文旨在开阔视野，鼓舞广大法科学生乐观面对“挫折”。

　　关 键 词：就业 特殊性 法治 结果

　　一、问题的提出

　　2003是全国专科类院校扩招学生毕业就业的第二年，本科类院校扩招学生毕业就业的第一年。据统计，当年高校毕业生为212.2万，比2002年增加了67万人，增幅达30%，而社会需求则基本与往年持平〖1〗，全国各大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均比2002年有所紧缩〖2〗。 2004年高校毕业生280万人，比2003年净增68万，增幅为32 %，加上过去数年未能就业的一部分毕业生沉淀到下一年度竞争就业岗位，2004年全国实际需要就业的普通高校毕业生有可能突破300万人。2005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人数预计将达到338万人，比2004年增加58万人，增幅达20.71％，就业形势进一步趋紧〖3〗。笔者无意也无力考查其它专业的就业形势，只想基于个人及广大同窗的“利害关系”来谈一谈法科院校学生的就业问题。当前，就法科类院校而言，院少数知名、重点、一流院校外，绝大多数的法科类院校毕业生就业形势均十分严峻，学生就业签约率之低可以说已经创造了历史最低，许多学生被迫无奈，纷纷走上了考研之路。与此同时，在我国建设法治国家的历史进程中，对法律人才的需求是十分迫切的，而为什么我们的法科学生却找不到工作呢？这是值得广大法律学人思考的问题。

　　二、法科类学生就业特殊性之探讨

　　可以说，自人类社会形成以来，就有了法律或具有准法律性质的习惯法或习俗法，这些法律都是人类智慧和经验的结晶，与此相对应，也就产生了一定数量的或多或少的“法律家”或“法律工作者”，如中国古代的“讼师”、“刑名幕友”，西方罗马共和国后期的“司法官”。然而，近代意义上的法律工作获得全面而规范的发展并成为一类社会性的职业，则是十八、十九世纪以后的事了。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现代民主法治国家的逐渐形成，法律职业日渐走俏，成为一个热门的专业化门槛极高的象征着极高社会地位的职业，这已为西方先进的法治国家的不远的历史和正在发展的现实所证实。

　　联系到当下中国的社会现状，可以看到，自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战略目标以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就逐渐变成一种社会强势话语为广大法律学人所奉捧，为广大社会公众所知晓。经过多年的社会各个方面的努力，在宏观层面上，法治观念已经基本成为社会主流观念之一；具体到现实操作层面，一大批过时的法律法规被废止，修改过的和以前没有的法律法规逐渐应运而生，以法院为主角的司法改革也有条不紊地展开了。就法治发展的状况和水平而言，中国当下处于一个向法治国家迈进的后发国家，法律是需要被法律“奴化”了的并且能将法律适用的最恰当的人来操作，因此，作为后发国家，中国当前急需一大批具有系统法学理论知识和丰富实践经验的法律人才。自然，在1999年那次历史性的扩招运动中，法学专业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扩招，并且在以后几年中，法学专业和法科类院校也十分 “火爆”，而现实的问题却是扩招学生已经毕业或即将毕业，却找不到工作，这不是很滑稽或很矛盾吗？

　　笔者认为，这既不滑稽也不矛盾。法科学生就业形势严峻，是多方面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其间最关键一点，即是法科类学生就业具有特殊性。所谓法科类学生就业的特殊性，就是指法科类学生要想获得完全理想的对口的就业工作岗位，就必须充分考量社会中的法治环境及由此而产生的法治需求问题。首先，法科类学生就业特殊性的存在，只是特定历史阶段所出现的一种现象，其主要见诸于向法治国家迈进的后发国家。因为在这类国家，人治的阴影还存在并发挥着一定的影响，法律并没有实实在在地渗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法律观念并没有在社会公众心目中形成一种至高无上的理念；其次，法科类学生就业之特殊性归根结底乃是法律之于社会存在或运行方式的特殊性，科学的理性的法律乃是一定社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以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综合互动为前提的，唯有经济发展形成的商业化和社会发展形成的法治化才是法科类学生就业的理想环境。中国目前缺少一种法治环境是法科类学生就业找工作难的根本性的因素。

　　中国目前欠缺法治环境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

　　从政治上看，政治属于社会上层建筑，是以经济为基础的。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前所未有的政治体制改革也全面展开了，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有人将其称为中国的“政治转型”，但不否认的是，当下中国的政治体制还不具备现代民主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政治的民主化〖4〗。 此外，从国家治理角度而言，表现突出的一点，即是从中央到地方，以理工科人为主导的外行人在国家政治体制中占据主导地位，依照苑忠信先生的“军事家——工程技术专家——经济学家——法学家”的国家治理说法，中国目前还处于第二阶段，离第四阶段的法律人治理还有一大段的路要走〖5〗。

　　从经济上看，经济的发展水平在一定程度上是与法律需求成正比例的，有什么样的经济发展水平，就会有什么样的法律需求。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果，社会主义市场体制逐步确立，但与此同时，基于政策和地理等诸多因素，东西之间、城乡之间的不平衡差距也急遽扩大，这严重地影响了中国社会的法律需求。突出表现在，现代法律理念还没有被广大民众特别是西部农村地区的广大农民所接受和理解，“宪法”、“法治”等在广大民众特别是广大农村地区的农民心目中还是一个十分陌生概念，中国农村社会的法律需求市场还没有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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