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司法公正，即法院在审理各类案件纠纷的过程中，既要依照实体法的规定，合理确认和分配具体的权利义务，又要符合程序法的规范，公平体现这种确认和分配的过程与方式，司法公正包括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两类。实体公正，也就是结果公正，指法院的裁判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方面都是合法的。程序公正，又称为形式公正，就是司法程序必须符合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切实保护参与诉讼的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以求高效地处理和裁决纠纷。司法公正作为一种理念，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为解决各类社会冲突而追求或持有的一种法律理想，具有强烈的时代色彩，不同的时代人们对司法公正会有不同的认识。司法公正作为一种法律评价，其评判标准可能来自于多个方面和受制于多种因素，可以有内在标准，比如真理评判标准、理想评判标准、政治评判标准、法律评判标准、公德评判标准；也可以有外在标准，比如社会反响的评判标准、裁判实施程度的评判标准、实施效果的评判标准，从每一个角度或运用每一种标准对司法判决进行评判都有其合理性的一面，即从这个意义上讲，司法判决的正确结果都是公正的。司法公正作为一个语言概念，像人类对任何一个事物的属性所作的概括一样，是抽象的，具有强烈的主观感受，不同的人对同一结果有不同的公正认识，犹如一张普洛秀斯的脸，通常因观察者站的位置、看的角度、处的时间不一，而呈显不同的形状与面貌。因而司法公正具有极强的社会性、开放性和相对性。

　　2．司法高效，即司法活动应当以最小的成本投入来获取最大程度的“收益”，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司法效率，即我们通常所说的诉讼效率，强调的是诉讼进行的快慢程度，解决纠纷数量的多少，以及在诉讼过程中人们对各种资源的利用程度和节省程度。二是司法效益，即我们经常所说的实际效果，强调的是司法调整的实际状态和结果与司法社会目的之间的重合程度，反映出社会对司法的认可、接受以及司法在社会的地位、权威，它的高低一定程度上是社会法治与否的基本表征。如果说前者偏重于速度上的“快”，后者偏重于结果上的“好”，那么，我们在司法活动中，不仅应当避免不必要的拖拉，不断提高审判效率，尽可能地快速解决、多解决纠纷，以节省和充分利用各种诉讼资源，避免“迟来的正义”，更要讲究司法的实际成效，注重法律与政治、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避免“粗糙的正义”，从而以最少的人、财、物力，在最短的时间界域内，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对公平、正义、自由和秩序的需求，使“纸面上的法”成为“行动中的法”，更变人们心中“自觉的法”，做到“又快又好”，真正实现司法高效。

　　3．司法独立，即司法机关在行使司法权时只服从法律，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司法独立是现代法治国家的主要标志，是近代民主革命的产物，它建立在“主权在民”和“分权制衡”的理论基础之上，是随着民意力量的增长，法律与政治分离的一种结果，我们可以从这样两种意义上来理解，一是制度意义上的司法独立。也就是说，国家的现行法律制度所规定的各种保障司法独立的措施，司法机关不仅独立于其它国家机关，而且与政党、社区、新闻舆论也应保持适当的独立，司法机关系统内部包括上下级之间、司法人员与司法机关之间也应保持独立，制度意义上的司法独立最终落在法官独立之上，这是司法独立的核心。二是价值意义上的司法独立。它是指司法独立不过是自在自为的法律自主体的物质表现形式，法律存在的价值是追求正义和理性，独立的司法以追求正义和理性为其目标，这是它的内在价值和冲动。独立的司法不应求助于外部的监督，而应求助于法官内心的独立意识和信仰。在制度方面损害司法独立，可以通过法律措施予以惩戒；而价值方面的司法独立，却主要依赖于法官的良心，对司法独立的信仰，司法职业道德等。因此，司法独立既依赖于制度的保证，还仰仗法官的司法独立意识和自觉的行动，更须得力于全社会的支持，所以司法独立“并不是法官的特权，而是政治民主、社会发展、权利保障、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只不过法官有幸成为这一要求的‘载体’而已，对于法官来说，必须培养与独立相适应的素质，对于政府来说，必须为法官享受独立地位提供充分的保障，对于社会来说，独立是权利与秩序的重要保障，应当自觉维护司法独立”

　　4．司法中立，即司法活动应置于公众监督之下，以不偏不倚的主观态度处理各种法律纠纷，并最终实现公平和正义的目标。司法机关虽然是一个政治机构，但职能是适应法律，裁决纠纷，因此应居中而为，以第三者身份中立地解决当事人之间的法律纠纷。司法中立既是司法制度得以确立及得到普遍社会主体的心理认同和支持的基本前提，也是司法公正的基础和屏障，事关法律公平、正义的价值目标是否能够实现。可以说，它是人类对司法职能的本质属性认识、运用过程中形成的重要司法观念，是从司法机构与其他国家机构、社会关系主体之间的关系角度对司法客观规律的描述。值得注意的是，英美法系国家所实行的司法中立，是一种法官“消极中立”，并不主动调查取证，完全在双方当事人提出证据和发表意见的基础上作出裁判，其活动始终保持相对的被动性和消极性。而大陆法系国家，例如我国，司法中立应是一种“积极中立”，法官可以依当事人的申请及依职权调查收集证据，还可主持指导当事人提供证据和交换证据，对证据的判断取舍有相对的主动性，如2002年4月1日起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3条、第7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向当事人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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