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事实依据。整个银行史都证明着以法律防范和化解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的必要性、紧迫性和有效性。市场经济国家的实践证明，无论国家的发达程度如何，只要形成有健全的银行信贷风险法律控制机制，就可以在更大程度上有效维护金融业的良性循环，相反，如果没有健全的银行信贷风险法律控制机制，则其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则必定较弱。

　　银行产生伊始，并没有专门的银行法律体系。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以银行为主体的金融机构越来越突现其作为国民经济中枢及社会经济主要调节机构的重要地位，一旦人们认识到金融机构对社会公众和社会经济稳定性的巨大影响，就开始采用法律手段约束相关的行业行为。这种法律约束，最初是个别的、间断的，而后逐渐成为一种标准的、严格的、全国性的统一管理。但是以法律手段控制银行信贷风险得到迅速发展的原因，最直接地仍源于金融危机带来的教训。十八、十九世纪，经济自由主义盛行，反对国家干预、主张放任自流的思想占据主导地位，虽然银行立法仍有发生，但总的说来，对银行信贷风险的严重性认识不足、防范不力。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席卷西方的严重经济危机中，大批金融机构破产倒闭、国际信用瓦解、货币制度崩溃，更向社会警示了法治对金融产业健康发展的重要意义。此后，以美国为首，德国、瑞士、法国等纷纷效仿，通过了一系列相关的银行立法，加强了对银行业务的监管，从体制上严格防止银行信贷风险的集中爆发，以法律防范和化解银行信贷风险得到了较全面的发展。1934年到1980年的美国银行业，也因此处于一个相当稳定的时期。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在高科技及其他宏观环境的带动下，世界各国的金融市场日趋自由化，国际金融市场的规模不断扩大，表现在外汇市场规模、国际债券市场、发展中国家的引资规模都在持续增长。另一方面，金融服务市场的国际化和金融业竞争的加剧，又导致各国在一定程度上放松了对银行金融业的管制，两相结合，潜藏的各种银行信贷风险就很可能集中发作。英国巴林银行的倒闭、日本大和银行风波即是如此。尤其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现有的银行法体系大多不健全，银行内控机制不完善，政府对银行的管制也存在颇多漏洞，自身承受风险的能力又不强，则极易因银行信贷风险的发作导致发生国家经济整体的危机。源于泰国的亚洲金融危机就是这样爆发的。一系列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陆续发生的金融危机事件，再一次表明了不能放松法律对银行信贷风险的严格控制 ，应当加强国际合作，在跨国银行服务日益发展的今天，形成国际性的金融风险防范和化解的法律机制，已经是势在必行。

　　（二）必要性

　　运用法律来防范和化解信贷风险，在中国有着更为特殊的必要性。新中国成立后，直到1978年，我国的银行金融体制处于高度集中时期，形成的是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为中心的、全国统一的银行体系。从1979年开始，中国逐步地实行金融体制改革，形成了以中国人民银行为中心，以各专业银行为主体的新的金融体系结构。为进一步完善这种体系结构，一些全国性商业银行、区域性商业银行、信贷合作社和一些非银行金融机构相继设立，一些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还引入了外资银行。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把专业银行的转轨写入市场经济框架，通过对四大专业银行的改造，建立起了一个完善的中国商业银行体系。1993年12月国务院《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中，也明确要求国家各专业银行在政策性业务分离出去之后，要尽快转变为国有商业银行，按现代商业银行经营机制运行。要使商业银行的发展实现改革的预期，必须以规范化、国际化的经营机制作为最高准则，这其中必须要借助于法律的力量。健全防范和化解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的法律规范，随即成为金融立法的一个重要环节。

　　几年前，针对我国国有企业债务负担过重，国有银行不良资产居高不下的情势，有关部门已经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和实践。比如，贷改投、兼并破产、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免息、降息等政策。这些举措虽然都发挥了一些作用，但效果都不是十分理想，特别是仅仅依靠国有商业银行催收到期贷款和每年提取呆坏帐准备金来核销历年积累的巨额不良资产，作用十分有限。从1999年起，我国又成立了四家资产管理公司，本来是希望企业通过债转股来解决国有银行不良资产之忧，又解决国有企业经营困难之苦。但现在看来，债转股充其量也只是化解银行不良资产的治标措施，页绝非治本之举，况且债转股在实施之后也没有起到良好的效果。要从根本上解决长期困扰银行的过高比例的不良资产问题，唯一的出路就是深化企业体制和金融体制改革，消除产生不良资产的体制基础，而这又需要靠完善的法律制度来实现。

　　在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外资银行会较大规模地进入我国市场。为了在世界贸易组织的框架内，最大程度地保障我国国家和国民的经济利益，健全法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我们的唯一选择。根据服务贸易总协定的透明度原则，任何签字方都必须把影响服务贸易的措施的有关法律、行政命令及其他决定、规则和办法在生效以前予以公布。[3]透明度已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的一条重要游戏规则，它们也是金融开放的前提和精髓。这种原则性的要求，使各国能够借以保护本国国家和国民利益的手段和工具，就只能是公布的、公众能够获得的规范性文件。这就要求我们要对现有的商业银行法律、法规进行补充和完善，协调现行法律规定与国际最低标准或国际惯例之间的冲突和不一致，补充法律规定的漏洞，避免国际法的直接适用。总之，只有顺应世界发展的潮流，以法律手段作为武器，才符合世界贸易组织在争端解决机制等方面的要求，从而适应入世的挑战。

　　三、防范和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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