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认为，这需要看被发展人员是否有转变为组织者或经营者，如果转变成为组织者或者经营者，从事第二条和第七条规定的行为，即为传销行为；如果没有转变为组织者或经营者，只是应组织者或经营者（或上线）的要求发展其他参与人员从事第七条第二款第一项和第三项的行为，或者应第七条第二款第二项的规定的上线的发展，被发展人员交纳费用或者以认购商品等方式变相交纳费用，取得加入或者发展其他人员加入的资格后继续发展其他参与人员，此类行为是发展行为（无论此发展行为系介绍还是诱骗、胁迫），应当属于违法行为，根据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应当承担责任；第三种情况是，如果被发展人员只是应第七条第二款第一项所规定的上线的发展，参加“组织或计划”并没有其他发展行为，或者只是应七条第二款第三项所规定的上线的发展，从事销售行为，而没有其他发展行为，或者只是应第七条第二款第二项的规定的上线的发展，被发展人员交纳费用或者以认购商品等方式变相交纳费用，取得加入或者发展其他人员加入的资格而并没有发展其他人的行为，此种情况的北发展人员处于传销组织或计划的最低端或最终端，他们的参与行为是否属于违法行为，应否承担责任呢？笔者认为，他们的行为不能应当认定为违法，因为他们没有传销行为（作为组织者或经营者），也没有发展行为，此类被发展人员还有可能是受害者，由于他们的认识能力，和信息的获取不足，被欺骗或者被胁迫加入、参与传销。对于此类人员的参与行为当然不能认为是违法行为，但是规定为“有本条例第七条规定的行为，参加传销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可以处2000元以下的罚款。”笔者认为，此规定明显与该条例第一条的规定相冲突，也不符合基本法理。第一条规定为“为了防止欺诈，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保持社会稳定，制定本条例。”可见，本条例的首要任务是防止欺诈，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第二十四条第三款却认定所有参加传销行为系违法，并应当承担罚款的行政责任。笔者认为对不加区分的参与行为均认定为违法并承担责任的规定不妥，特别是在执法过程中不能很好保护一般参加人员的利益。

　　虽然，有关人士在《国务院有关负责人就禁止传销条例答新华社记者问》中解答传销活动中不同人员相应的法律责任时，区分了三种情况：一是对传销的组织者和骨干分子，设定了最高200万元的罚款，对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是对于一般参加人员，予以告诫；三是对多次参加，屡教不改，虽不属于骨干分子，但又确实诱骗他人并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传销参加者，由工商部门责令停止违法活动，可以处2000元以下的罚款。

　　从以上的解答，我们可以看出与解答内容进一步明确了条例的规定。比如，解答认为对于一般的参与人员，处理的办法是予以“告诫”，可以理解为工商部门责令其停止违法活动。“告诫”是条例当中所没有规定的一种处理方式，也不属于法定的处罚方式，可以明确的是，对于此种情况是属于违法行为，但不可以处以2000以下罚款。另外对于多次参加，屡教不改，虽不属于骨干分子，但又确实诱骗他人并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传销参加者，由工商部门责令停止违法活动，可以处2000元以下的罚款。

　　需要注意的一点是，条例对于传销行为的民事责任没有涉及。笔者认为，即便如此，根据我国的民事法律，对于受欺骗和胁迫的一般参加者而言，他们损失的利益是应当得到返还的。至于其他被发展人员介绍而自愿参加传销的一般参加人员，笔者认为，虽然其参加行为属于违法，但在其相应的行政责任承担外，一般参加人员的损失可依据民事法律规定获取赔偿。

　　二、直销的定义和评析

　　“直销，是指直销企业招募直销员，由直销员在固定营业场所之外直接向最终消费者（以下简称消费者）推销产品的经销方式。”

　　我们可以分解为：

　　1、 直销是一种经销方式

　　2、 企业招募的直销员不是本企业正式员工，不属于劳动关系。

　　3、 人员推销，直销员直接向消费者推销。区别于电视直销、广告媒体、等向消费者推销的方式（如戴尔）。

　　4、 推销行为在固定场所之外，此处的固定场所系直销公司的场所。交易的发生无固定地点。

　　5、 推销的对象是最终消费者，最终消费者一般理解为人员，当然严格的讲也不限于人员。（理由）

　　6、 直销活动的主体是符合条件的企业和人员，即直销企业和直销员。他们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才能成为直销的主体。

　　7、 直销的产品范围只能是授权部门公布为准，不能超出范围。

　　但从直销管理条例规定的直销方式而言，此种方式除开传统在我国从事直销的企业外，其他非直销企业也有用过此种销售方式，比如某门窗生产商或销售商通过招募人员，与被招募人员签订销售合同（非劳动合同），由被招募人员以生产商或销售商的名义直接向小区居民进行推销，以推销产品数量获取报酬，没有售出产品则没有报酬（即没有底薪）。此种方式可谓普遍，比如推销车辆设备，软件等。

　　如果法律对此种交易方式加以干预，以高额注册资金等方式对拟采用或已采用此种销售方式的企业施加限制，实在是对契约自由，意思自治的粗暴干预。如果此条例是基于此目的而出台，那么此条例的立法目的是与现代市场主体以意思自治，交易自由的潮流背道而驰的。并且纵观世界其他国家，恕笔者孤陋寡闻，也没有看到由国家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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