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权属究竟何时转移呢？笔者认为，权属的转移只要具备三个条件即可完成，其一，股权转让合同约定的转移时间届至；其二，在该时间届至（或者股权转让合同未约定转移时间）的情况下，转让人已书面通知公司依法办理相关的变更手续（包括签发新的出资证明书、变更股东名册、变更公司章程、工商变更登记等）；其三，股权转让没有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包括公司法对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的规定）。换言之，一旦转让人书面通知公司，权属转移即行完成。

　　至于股权交付的另一方面即股权权能的转移，由于股权的权能（包括参与公司管理、分享公司红利等），均需通过公司才可实际享有。因此，权能的转移必须有赖于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协助才能实际完成。

　　综上，笔者认为，股权交付是股权权属转移和权能转移的统一，其中任何一项的缺少都将导致股权交付的不完整。而前者通过当事人的单方行为（书面通知公司）即可实现，后者有赖于公司和其他股东的配合方可完成。

　　五．股权转让中的程序规制：转让同意、强制购买及优先购买权问题---兼论新公司法第72条之规定

　　有限责任公司兼具人、资两合性，股东之间的信赖与合作是维系其运作的重要因素。基于这一点，不少国家和地区都对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对外股权转让（即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作出一定的法律规制。 我国法律亦然。新公司法第72条规定，“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的，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股权；不购买的，视为同意转让。经股东同意转让的股权，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笔者认为，该条规定实际上包含了三项制度，即：转让同意制度、强制购买制度、优先购买权制度。现就该条规定中的有关问题进行探讨。

　　（1）关于转让同意制度。在此项制度中，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其一：“过半数同意”意味着在股权转让问题上，股东以人数而不是持股数额进行表决，这是对“资本多数决原则”的例外。笔者认为，此种规定乃基于以下考量：设定转让同意制度的根本目的在于维系公司股东之间的稳定关系和公司的“人合”性，股东对涉及“人合”性质的事项表决，自应实行“一人一票制。”行文至此，引申出的一个问题是：公司法有关条文的表述似有不严谨之嫌。该法第43条规定，“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但是，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根据该条规定，除非章程另有规定，股东会决议均适用“资本多数决”原则，而在第72条关于“过半数同意”的规定中，并没有排除股东会表决这种形式。本文认为，在第43条中，如果就前述事宜设置除外条款，在表述上将更为严谨。其二：对于“过半数同意”的表决基数，原公司法规定为“全体股东”（该法第35条），而新公司法规定为“其他股东”。显然，新公司法的规定更为合理。因为，“全体股东”包含拟转让股权的股东自身，而对于“转让股权的股东自身而言，征求其同意是无实际意义的，相反还不合理地放宽了股权转让的限制。”

　　（2）强制购买条件的界定。该法第72条规定，“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的，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股权……。”此规定在总体上是合理的，但却隐含着一个问题：“应当购买”时的购买条件（特别是价格）如何确定？该条件必须与股东拟向他人转让的条件一致吗？公司法对此没有明确规定，这将给该项规定的实际操作带来问题。笔者认为，鉴于新公司法颁行不久，通过司法解释对此问题予以明确，不失为一个现实和可行的解决方式。

　　（3）优先购买权可否部分行使。股东既然被允许全部或部分转让其股权，意味着股权作为转让标的是可分的，这也意味着股东的优先购买权在操作上是可以实施的。那么，其在法律上是否可行？公司法第72条对此没有明确规定。本文认为，股东的优先购买权不能部分行使。首先，从条文本身分析，“经股东同意转让的股权，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 优先购买权指向的对象是“经股东同意转让的股权”，对照该规定其他部分，此处“经股东同意转让的股权”在内涵与外延上与股东拟向他人转让的股权具有同一性。其次，如果允许股东部分行使优先购买权，可能影响股权转让方的期待利益。假设某股东持股51%，对公司拥有绝对控制权，股东之外的第三人意欲获得此控制权，乃提出购买其全部股权，此时若其他股东行使部分优先购买权，如购买10%的股权，则该股东仅剩41%股权可向该第三人出售，如此，很可能导致该第三人因无法获得绝对控制权而转而拒绝购买，使得拟转让股权者的期待利益落空。

　　（4）优先购买权本身可否转让。优先购买权实际上是法律赋予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一项期权，在性质上也是一种财产权，从一般意义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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