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财产担保方面的限制。《公司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公司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无效。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股东可以自决议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内，请求人民法院撤销”。该条规定表面上似乎非常支持股东诉讼，但是该条同时规定“股东依照前款规定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应公司的请求，要求股东提供相应担保”。如此提供诉讼担保的要求则使得那些没有财力的小股东根本无力提起诉讼。

　　（四）诉讼结果方面的限制。《公司法》没有关于鼓励股东诉讼的诉讼结果承受制度。如在股东代表诉讼时，若作为原告的股东胜诉，则通过诉讼获取的利益是否应当拿出一部分给原告，以作为对股东提起诉讼的奖励或诉讼成本的补偿。若作为原告的股东败诉，是否需要由股东自己对外承担赔偿责任或承担全部诉讼费用。另在部分胜诉部分败诉时又该如何处理，这一切都需要有关立法或相关司法解释予以明确，否则，我们所设计的股东诉讼制度实在没有太多值得欣赏的地方。例如，在不当行为人是公司的大股东或某些股东时，从他们那里取回的赔偿金仍然归于公司，那么他们将会间接地从他们自身的赔偿金中分享利益，这对于提起诉讼的股东来说自然是显失公平的。

　　所以，良好的诉讼制度设计，必须要注意实现诉讼各方当事人利益的平衡。从法律应倾向保护弱者一方权益看，我们法律应当为股东诉讼提供更加切实的保障机制，同时有必要对股东滥用诉权，损害公司或公司其他股东利益的行为作出明确的法律界定和科学有效的事前防范措施和事后救济保障。另外，建议学者们在研究股东诉讼时，应跳出股东代位诉讼或代表诉讼的框架范围，应当从更大范围的如何保障不同股东各项正当权益的实现和公司运营管理机制等方面着手，这样，才能保证我们所设计出的法律制度具有系统性和科学性，并且尽可能避免法律适用时的纷争。

　　（作者简介：王政，系中企国盛律师事务所合伙律师，现为北京市律师协会公司专业委员会委员，主要从事公司证券、房地产和民刑诉讼等方面的法律业务，具有多年律师执业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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