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收购赃物罪与相关犯罪的区别

　　1、收购赃物罪与窝藏罪、包庇罪的区别。窝藏、包庇罪是指明知是犯罪的人而为其提供隐藏住所、财物、帮助其隐匿或者作假证明予以包庇的行为。窝藏包庇罪与收购赃物罪同属妨害司法罪的范畴，具有诸多相同点：二者侵犯的客体相同，都是妨害了正常的司法秩序，给司法工作带来不利；二者的主体都是一般主体，只要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均可以成为犯罪主体，但“本犯”排除在外，单位亦不能成为犯罪主体；二者的主观方面都是故意，都有“明知”的主观故意在里头。二者的主要区别是：窝藏、包庇罪是对犯罪行为人的窝藏，即其犯罪对象是犯罪的“人”，而收购赃物罪是对犯罪所得的赃物收购，其犯罪对象是“赃物”而不是“人”。然而，司法实践中往往存在收购赃物行为人收购兼有犯罪工具属性的赃物，或者收购的物品中既有赃物又有犯罪工具，或者由于收购赃物行为本身具有违法性，收购赃物行为人为了逃避自己的罪责向司法机关提供假证明，存在隐瞒事实真相，为“本犯”的行为予以遮掩的情形，区分罪责具有一定难度。这些情形包括：

　　（1）行为人收购兼有犯罪工具属性的赃物。如甲先盗窃汽车，后又用盗窃的汽车作为抢劫的交通运输工具，某乙将这辆汽车低价收购。这辆汽车在本案中就同时兼有赃物和犯罪工具的双重属性，乙收购该汽车的行为就同时触犯了包庇罪的收购赃物罪二个罪名。对这种情形，笔者认为某乙虽然出于包庇某甲和收购汽车的两个犯罪故意，实施了一个收购行为，触犯了包庇罪和收购赃物罪二个罪名，应当成立想象竞合犯。想象竞合犯的处断原则为“从一重处断”，即按照其犯罪行为所触犯的数个罪名中最重的犯罪论处。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对收购赃物罪的法定最高刑为三年有期徒刑，而刑法第三百一十条对包庇罪规定了两档法定刑，即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和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相比之下，包庇罪的法定最高刑重于收购赃物罪，因此，对于包庇罪和收购赃物罪的想象竞合犯应以包庇罪论处。

　　（2）行为人的行为对象中既有赃物又有犯罪工具的。如某甲骑自行车至某地盗窃了一台彩电，后某乙将该自行车及彩电一并收购。这里的某乙即收购了作为犯罪工具的自行车，又收购了作为赃物的彩电，也是实施了一个犯罪行为，同时触犯了包庇罪和收购赃物罪二个罪名，根据想象竞合犯的处断原则，对某乙应按包庇罪论处。

　　（3）行为人实施收购赃物犯罪且向司法机关提供假证明。有学者认为，对于这种情形，应分两种情况；一是以保护自己，保护赃物的目的，虽然在客观上也保护了“本犯”，但属于继续犯的从重情节而不能构成数罪；二是以对“本犯”和自身进行双重保护为目的，应以收购赃物罪和包庇罪数罪并罚。③这种情形的特点之一，在于行为人在实施收购赃物的过程中又提供了假证明以隐瞒赃物的真实来源，实际上实施了两个犯罪即收购赃物的犯罪行为和包庇犯罪行为，而且前一行为无法将后一行为包含在内。与此相关，支配这两行为的主观心理状态亦不同，一般而言可分为两种：其一，前行为的主观心理状态为直接故意，后行为的主观心理状态为间接故意；其二，前后两行为的主观心理状态均为直接故意。这两个不同罪过支配下的行为分别属于刑法分则规定的不同犯罪的客观构成要件行为，分别触犯了不同的罪名，因此，将这种情形视为继续犯，作为收购赃物罪的从重情节，不符合我国刑法界关于继续犯必须是一个犯罪故意实施一个危害行为的一般理论，因而不足取，这种情形的特点之二，在于虽然行为人实施了二个刑法分则规定的独立的犯罪行为，并且分别触犯了两个罪名，但这两个行为又基于一个最终的犯罪目的，而且行为人的两个行为都围绕着这一目的而实施，正因为如此，这两个行为之间具有内在的因果联系，相互依存形成一个有机整体。笔者认为，这一特点更符合牵连犯的特征。所谓牵连犯，是指行为人实施某种犯罪，而方法行为或结果行为又触犯了其他罪名的犯罪形态。这一情形中，行为人所实施的收购赃物犯罪行为与作假证明隐瞒赃物真实来源行为之间具有牵连关系，而且两个行为又分别触犯了不同的罪名。因此，应成立牵连犯。根据刑法理论关于牵连犯“从一重处断”的原则，对于这种情形仍以包庇罪从重论处。

　　2、收购赃物罪与侵占罪、诈骗罪的区别。司法实践中，经常发生一些“黑吃黑”的案件，即实施收购赃物行为的犯罪人为了将赃物无偿占为已有，抓住“本犯”行为人无法寻求司法保护，不敢声张的心理，向提供赃物的“本犯”行为人伪称赃物已被国家机关没收或遭抢劫、盗窃或其他原因灭失，继而达到无偿占有赃物的目的。

　　对这种情况的处理，刑法学界主要有二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构成收购赃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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