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行《劳动法》是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一部重要的法律，积极的贯彻和监督《劳动法》的实施，也是提高劳动群众历史地位的一项重要举措。但从现阶段看，现行《劳动法》的法律实效不是很理想，也就是说不论是劳动者，投资者或劳务承包商实际的遵守，执行和运用《劳动法》解决劳务纠纷，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案例屈指可数。据中央台经济半小时栏目播放的关于《劳动法》实施情况的调查数字显示，希望利用《劳动法》维护自己合法权益和解决劳务纠纷的劳动者不到调查人数总量的1%，而这1%的劳动者运用《劳动法》真能打赢官司的究竟有多少？因打劳务官司被辞退，被威胁甚至被暗算的劳动者又有多少？上述情况不是没有存在的可能，或许在某些地区还相当普遍。究其原因在于劳动者相对于用工单位处于极其贫弱的不平等状态，在上述三座大山邪恶势力的重压下，为生活所困的劳动群众在当代中国社会还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他们根本没有机会，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和老板或劳务承包商们打官司，即便是打赢了官司，他们的生活和职业能有保障吗？而那些鄙视劳动群众的老板或劳务承包商可以为了高额的利润和利益，去“践踏一切人间法律”，他们有的是时间和势力同一名落魄的劳动者周旋。而国家劳动部门和司法部门一般实行“不告不理”的诉讼原则很少有主管劳务的公务员主动用《劳动法》惩治违法的劳务承包商，维护劳动者基本的合法权益。

　　这在一定程度上反而使私企老板们在《劳动法》的掩护下，多方设置陷阱，骗取和讹诈劳动者的劳动成果成为可能。笔者曾了解到同村的一名司机为老板打工一年，分文未得的事例。另据朋友透露，有些民工为劳务承包商打工数载，最后竟未收获一分报酬。当代中国，究竟还有多少人正在设置劳务陷阱，又有多少人正在求职或就职的劳动者还在上当受骗，而又因生活贫困无法摆脱受奴役受压迫的命运，这恐怕不是当代中国社会劳务市场的一种个别现象，稍做一翻调查，便可发现当代中国奴隶生活的一般场景。（如在京郊城镇建设工地，劳务承包商所雇佣民工的生活场景。）改革剥削雇佣劳动体制（也就是改革当代中国包工制），专门对其进行立法工作的宗旨在于治富济贫，把极少数为富不仁的官僚腐败分子，资本主义投机者，复辟资本主义者和黑帮主义分子（含当代恐怖主义势力）非法敛聚的资本通过各种渠道返还与之相关的贫苦劳动者和热衷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投资者。循序渐进的制约和削弱剥削雇佣劳动体制（当代中国包工制），普遍推广能够不断提高劳动群众历史地位的共产共有劳动体制，充分调动所有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和劳动创造性。笔者认为，如果能制定好这样的法律是符合最广大劳动群众的最根本的生存利益的，也是与宪法第六条关于“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这一宪法原则的立法宗旨完全一致的，也是会得到所有劳动群众和社会各界广泛支持的。

　　现政权存在价值课题，是当今世界各国执政党领导人最为关注的课题，每个执政党都希望自己执政期间取得最高的历史评价。笔者认为，关于这个课题中最为肯定的一条是：最能切实提高劳动群众历史地位的政权，一定会是受到后人历史评价最高的政权，也是劳动群众认为最有存在价值的进步政权。正因为如此，当代中国执政党—共产党是否有必要担负起提高劳动群众历史地位的重任？是否能有效防止资本主义势力在当代中国政坛得逞？这是当代国家机关领导者根本无法回避的问题。这也是改革剥削雇佣劳动体制，有必要专门对其进行立法工作的第三个原因。所谓资本主义复辟势力就是在当代中国有一定社会基础的官僚资本主义者和地痞黑帮主义者及与复辟资本主义者组成的政治联盟。如以宣扬法轮功起家的李洪志，在国内宣扬法轮功邪教的迷信思想，形成了国内最大的邪教组织网；在国外与反华势力相勾结，企图对当代中国政坛构成威胁，进而形成一种资本主义复辟势力。厦门华远公司的赖昌兴勾结中央官僚势力，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偷漏数十亿国税的经济大案。这足以引起当代中国执政党和民主党派的高度重视：在今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还会不会出现如李洪志，赖昌兴这样大的邪恶势力？可以预计，压在劳动群众身上的邪恶势力之一，只要有他们进一步发展壮大的机会，他们同样可以形成对中国政坛构成威胁的第二个李宏志，赖昌兴，这绝不是危言耸听，这足以引起中国执政党和民主党派的高度警惕。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奠基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之一毛泽东主席在建国初期就曾明确指出：两种路线，即资本主义路线和社会主义路线的斗争是社会主义阶段阶级斗争的主要表现，资本主义路线一旦取代了社会主义路线，资本主义就要复辟，资产阶级就要成为掌握政权的统治阶级，广大劳动群众就会重新沦为剥削阶级的奴隶。

　　邓小平同志也有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论述。同样对于剥削雇佣劳动体制的迅速发展采取漠然置之的态度，使之放任自流，对当代中国执政党-共产党积累了极为不利的经济因素，政治因素和社会因素。它使越来越多的已经和正在沦为社会奴隶的劳动群众丧失了“共产，共有，共享”的劳动生产环境和社会主义理想，对政府的许多重大决策采取冷漠态度或有强烈的抵触情绪，他们越来越不相信当代中国执政党能否担负起彻底解放中国劳动者的重任，他们越来越不相信当代的中国执政党能否领导中国劳动人民最终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和“劳动成为群众生活第一需要”的共产主义理想。也正因为如此，改革剥削雇佣劳动体制，专门对其进行立法工作才是当代中国社会极为必要和极为紧迫的大事。只有通过上述行动，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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