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三是以诉权为本位，强化诉权对审判权的制约，限制公权力的恣意。近年我国对审判权的监督可谓种类繁多，不仅有法定的审判监督程序，还有纪检监督、人大监督、舆论监督等等。但由于监督所固有的事后性和监督者难以受到监督等先天缺陷，尽管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源，其效果并不明显。实践证明，缺乏程序限制的审判权是产生司法腐败的真正“温床”，这是任何监督措施都无法根除的。最佳的办法还是采取分权制约，着眼于程序遏止司法腐败。在民事诉讼中，就是扩大诉权、尊重诉权，让诉权划定审判权的范围。比如，案件的受理范围不应由法院自行划定、诉讼当事人不能由法院自行追加、非经当事人申请法官不得主动调查收集证据、举证责任的分配不能由法官随意决定、二审是否采取书面审理可由当事人选择等。四是强化法官程序至上的观念。“徒法不足以自行”，公正的诉讼法律只有得到严格的贯彻执行才能真正体现公正，从现实情况看，很多已有的程序规定并未得到落实。所以，法律制度改革固然重要，确保法官严格执行程序更应成为法院的首要任务。要做到这一点，首先是要强化对法官程序理论和程序意识的培训，使每个法官牢固树立程序公正的观念和程序至上的意识，成为程序公正的先锋，时刻保持以程序为依托进行思考，决不能随意省略或扭曲民事诉讼法确定的诉讼程序。其次，要制定严格的责任追究办法，对违反程序规范的法官予以严厉的处罚，直至剥夺其审判权。与此同时，应减低对裁判结果正确性的过分苛求，废除错案追究制度。“须知司法是一种有时间和资源限制的工作，它必须遵循法律的正当程序，它不允许当事人无休止地将案件一遍又一遍地提交给法院。

　　甚至可以说，一定程度的错案率是一个良好的司法制度下的自然现象。在实体上实现完全的公正毕竟是我们人类的能力所不可及的。”

　　[6]第三，强化当庭宣判，把裁判文书质量作为考核法官业务能力的硬指标，努力提高裁判文书的制作水平。作为公平与正义载体的判决书，在其中说明理由是司法活动的基本要求。判决书应当是内在程序与外在程序的综合体，既要说明诉讼程序进行中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又要说明法官在事实与结论之间所作的法律推理过程。这是司法程序的最后一项要求，否则，司法程序缺乏一个完美的结局。

　　[7][1]参见《人民司法》2002年第3期第38页。[2]参见罗书平：《裁判文书与诉讼证据》刊于2002年第5期《法律适用》[3]参见肖建国：《民事程序价值论》第120页[4]参见肖建国：《民事程序价值论》第158-165页[5]参见黄学忠：《审判长选任制度若干问题检讨》[6]参见贺卫方：《法律职业化的方法基础》刊于2002年4月1日《人民法院报》[7]参见蒋惠岭：《论司法的程序性与司法改革》刊于《人民司法》1999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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