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体制是“二战”的产物。它反映了1945年战胜国主导下的国际格局。其目的是为了防止国与国之间发生战争，也就是维持和平。但是，冷战结束以来，战后体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全球化、区域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恐怖主义成为主要的威胁等，都冲击着二战后建立的国际架构。在这样的背景下看，改革联合国体制，确实势在必行。

　　比如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构成和否决权问题。这是目前最为突出的问题。就结构来看，目前的五个常任理事国显然不能反映国际权力现状。比如印度有10多亿人口，而法国只有6000多万人口，但是后者却能够否决掉任何自己不喜欢的决议。就否决权本身来看，这种权力是否合理呢？有学者认为，否决权是一种特权，而不是一种权利。

　　再比如联合国的执行能力的问题。联合国决议的执行，要委托给具体的主权国家。而人们总是担心，受托执行联合国决议的国家，会悄悄地塞进自己的私货。比如，1991年的海湾战争得到了联合国的授权，但是，还是有舆论认为，美英等盟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开战的。对于不遵守联合国决议的国家，往往徒唤奈何，制裁也解决不了问题，而且制裁无法把政府同人民区别开来，受制裁伤害最重的，是那些本来就遭受国内制度伤害的人民。中国是联合国体制的主要建立者和受益者，那么中国对于改革联合国究竟应持什么态度呢？总的来说，支持联合国改革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也是这个组织继续拥有合法性的条件。因为，作为联合国创始国，中国是联合国合法性的重要来源。而重建联合国的合法性，更需要中国的参与。

　　相对于“二战”后敦巴顿橡胶园会议时，中国目前的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力量已经极大地提升了，无论从绝对方面看还是从相对力量看，都是这样。当时的一流强国，苏联、英国，目前都衰落了，法国作为欧洲的代表，在当时是一个弱国，现在仍然是二流国家。而中国则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更重要的是，中国拥有全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联合国的任何改革都应当尊重这巨量人群的权利。鉴于此，我们应当积极推进联合国的改革，把建立民主的国际体系作为一项基本的国家目标，以使联合国适应新的权力现实。

　　再者，从上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逐渐摆脱了孤立状态。中国融入国际组织的进程，与国内的改革保持了同步，前者有时甚至是国内改革的前提条件。也就是说，国际上的形象和承诺往往成为国内改革进程的摹本，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动力。中国政府先后于1997年10月和1998年10月签署了《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2001年2月28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批准了《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目前中国已批准或加入了18个国际人权公约。这些承诺，也是国内经济、政治民主改革的方向。这也是中国国家利益之根本所在。推动联合国的民主改革和联合国宪章民主精神的普及，也就是推动中国的国家利益的实现。

　　由此可见，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国际格局的演变，以及中国国内经济社会等方面的改革，上述两项阻碍中国参与八国集团峰会以及最终参与该组织使之演变成九国组织(G-90)的理由，已经趋于消失。

　　　　SARS强化了对中国的焦虑

　　如果说中国接受法国的邀请参加八国集团峰会的有关活动，是近年来客观形势使然的话，那么，恰恰是今年参加，则与中国以及世界正面临的SARS挑战有关。

　　SARS以中国最为严重。对中国来讲，这首先是一场严重的外部冲击。但是，在全球化的结构中，这一外部冲击，首先在中国的政治、社会、经济以及群体心理中引起了强烈振荡，因此而内化为一个内部事件。然后，又引发了全球规模的振荡，构成了国际社会的内部事件。现在，观察家们很少有人把这一冲击再简单地看成是外部冲击了。

　　人们已经就SARS的影响作出了分析。在它对中国各方面的影响中，我认为，最长久和最严重的恐怕是中国的自我认知方面。

　　一个国家的自我认知包含着对本国体制、实力、目标及形象的一系列描述。它是一个综合性概念，是对自我的一种体认，这种体认一般是由政府主动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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