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构成和否决权问题。这是目前最为突出的问题。就结构来看，目前的五个常任理事国显然不能反映国际权力现状。比如印度有10多亿人口，而法国只有6000多万

　　八国集团首脑峰会下个月在法国的埃维昂举行。这个一年一度的峰会，是大国讨论经济政治议程的场合，自然，峰会反映着世界上最发达、也是最强大的国家对目前世界上主要问题的看法。这八个国家，预测中2003年的GDP总量，达到33万亿美元。在政治上，八国之中，有四个国家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是当今国际秩序的主要组织者和国际议程的规定者。在军事上，八个国家包含了世界上主要的核大国，军事实力无与伦比。

　　近年来，国际上存在着要求中国参加八国峰会的强烈要求。最近几年，每年八国集团峰会召开前后，总会引起一阵讨论，就是中国应不应当参加八国峰会，东道主也总被问到是否邀请中国参加。事实上，也总是有一些国家，表示希望中国能够与会。而中国的态度也总是一贯地予以拒绝。

　　因此，中国今年接受法国的邀请参加峰会的有关活动，就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

　　阻碍中国参加G-8的理由趋于消失

　　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参加八国集团首脑峰会，就成为中国参与世界事务逻辑进程中一项难以回避的历史性课题。

　　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参与八国集团有关会议的逻辑愈发清晰。原因十分明显：中国是一个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政治经济大国，是一个拥有巨大潜在不确定性的力量。正如中国领导人和世界贸易组织的领导人均一再强调的，没有中国的参与，这个组织就不能说是完整的。对于追求代表性的八国集团而言，这句话也一样适用。

　　但是，中国一再拒绝参加八国集团有关活动，主要出于两个理由，其一是：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而原来的七国集团(G-7)和后来的八国集团，是发达工业化国家确定和讨论世界议程的组织，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有与他们完全不同的问题，有自己特殊的议程。其二是：中国希望在联合国的体制下，讨论国际问题，制定世界议程，而不是由某些国家集团代替联合国，当然也不会同意由几个发达国家决定世界事务。

　　随着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世界形势的演变，尤其在“9·11事件”之后，伴随一个新的国际体系的发轫，上面的两个理由，都面临着调整的必要。

　　第一个问题，在新的国际体系背景下，就是这样一个问题：发展中国家如何看待全球化？如何加入全球化进程？我们知道，近年来，八国集团峰会的后面，总是有一批“尾随者”，即全球化的抗议者。一个发展中国家，是否就应当像那些“尾随者”一样持一种抗议的姿态呢？是否像他们那样成为会场外面的叫喊者呢？当中国的经济已经深刻地融入世界经济，其经济实力已经得到巨大提升的情况下，“门外的抗议者”与国家的利益是冲突的。

　　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师史蒂芬·罗奇向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提交“2003年预测”报告指出，中国创造的增长相当于2002年全球GDP总增长的17.5%，其增长贡献仅次于美国。2002年中国制造业取得的增长占全球同范畴增长的29%。罗奇认为，今天的中国正为全球疲弱的经济增长作出了高度不合比例的贡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也显示，1980年到2000年期间，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GDP(PPP)增长的贡献率为14%，仅次于美国(20.7%)，排名第二，而位列第三的日本，其贡献率只有中国的一半，仅为7%。中国对全球贸易增长的贡献目前已跻身世界前三甲，不久将取代日本成为亚军。

　　也许有人对这些数字会提出质疑，但是，中国的经济已经融入国际经济体系则是没有疑问的，世界上其他国家也是这样看中国的，而如何“看”往往决定着如何“待”，别的国家对待中国的方式，显然已经不同以往了。与此相应，尽管我们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但是，我们“看”发达国家的方式也需要转变，“待”他们的方式也应当转变。实际上，这样的变化，一直在进行。

　　第二个问题，在冷战结束、尤其是在刚刚结束的伊拉克战争的背景下，实际上就是联合国要不要改革，中国如何看待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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