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农业生产和农业主要投入品中，资金、化肥、农药、种子以及产出品的加工、购销领域基本上被相关部门垄断，这些部门凭借垄断地位获得超额利润，使国家的农业政策给予农业生产者的补贴，大都消耗和截留在中间环节，农业保护政策保护了涉农机构的利益。因此，必须打破这些涉农机构、企业的垄断格局，使国家对农业的补贴体现在直接生产者（农民）身上，进而降低农产品成本，应对入世挑战。推进西部地区较严重（相对于东部市场经济发达地区）的特权社会、人情社会向契约社会、公平竞争社会转型。促进人力资源流动和资本要素合理配置，降低企业运营成本，向区外资本和区内民间资本开放市场，扩大准入领域，缩小政府部门“有形之手”对微观经济干预范围，改变政府部门对社会资源过度控制局面，减少民间资本与政府有关的交易成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于区内微观经济主体的竞争力，微观主体的经济竞争力是由要素成本和交易成本决定的。而西部地区已存不多的要素成本优势会因制度因素导致的交易成本过高抬升企业运营总成本，进而削弱区内企业竞争力。 

　　2.财政援助。中央政府在西部进行大规模投资的同时，应根据西部地区不同区情和公共品供给特点进行相应的财政援助，通过科学合理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建立公共品成本合理分担机制，保证西部地方政府事权与财权的均衡，让区内落后地区获得轻徭薄赋的宽松环境，积聚经济起飞的实力。 

　　对区内提供的全国性公共品，如边防、民族团结、退耕还林（草）工程，中央政府应保证财政资金足额、稳定的提供。对这些特殊地区可实行直接的财政援助，使西部大开发目标体系中国防稳定、民族团结、生态保护目标的实现有坚实的财力支撑，维持当地主要社会管理机构的正常运转，消除上述公共事权对西部特别是区内五个边疆省区发展经济的拖累。 

　　对区内公共服务应保持与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供给标准，保持公共服务水平相对均等化，但不应攀比发达地区设定支出标准，留给地方政府执行公共支出标准的因地制宜弹性空间，为民众和企业提供价廉但适用的公共服务和公共品。应根据当地收入、经济发展水平制定公务员的价格（即公务员工资）。近几年来，中央政府对公务员的调资政策加大了基层财政支出压力。在物价连续几年走低情况下，连续几年提高公职人员工资，拉大了公职人员与普通民众收入差距，这一情况在落后地区较为明显，此举抬高了公务员退出成本，导致机构精简难度加大。在公共服务水平没有提高的情况下，公务员服务的价格却节节攀升。纳税人对公共服务的价格却无法通过公开价格听证等有效公共选择途径，加以质询和制衡。 

　　西部地区多元社会、文化、经济形态并存，生产力水平处于多层次的格局，各地区在选择发展目标时应各有侧重。西部大开发并不是西部“大跃进”，也并非所有地区都应走工业化、城市化道路。不同的优先发展目标意味着不同的公共品供给层次。根据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同，可把西部地区划分为核心地区（中心城市区、较发达经济圈）、一般地区和贫困落后地区。对落后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应放在社会性基础设施上，如供水、供电、乡村道路、广播电视、公共医疗、义务教育、福利设施、治安、环保，注重贫困人口的生存和发展，并应降低基础设置标准（不应攀比发达地区）；对一般地区，在满足民众基本社会基础设施需要的基础上，中央政府财政援助应放在经济性基础设施建设上，增加物质资本积累，为经济起飞奠定基础。科学测定经济基础设施对西部地区当地的受益分布情况，通过中央政府财政转移支付和国债支出降低建设成本。通过财政配套政策和基础设施建设补助政策，降低当地公共品供给价格。鼓励当地民众购买和使用更多的适用的准公共品和社区公共产品，形成配套补助效应。这可用图1来说明。MR曲线表示纳税人来自公共服务、公共品供给的边际收益，MC曲线代表公共品供给的边际社会成本，MC1代表地方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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