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制度性援助和财政援助实现西部休养生息 

　　西部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虽有较发达的中心城市区，但大多数地区处于低水平陷阱。经济落后——民众收入低——可获得税收、财政资源缺乏——全国统一的公共服务支出要求庞大财政资源支持——超强度索取资源，财政课征率高——民众人力资本存量低下，挤压微观主体生存空间且公共品供给水平低下——民间资本积累艰难，引资困难——经济发展落后，市场经济体制发育迟缓——经济难以起飞，锁定在低水平发展阶段。 

　　西部落后地区要摆脱低水平陷阱，使社会经济发展进入良性循环，需要大量资本投入，但区域内民间资本有限且难以集聚和集中。因此，必须从区外导入先进的理念、技术和制度，吸引外来投资，进而培育区内资本形成，让利于民，官不与民争利，放大微观主体（包括居民）经济剩余空间，形成良好的适宜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 

　　要培育适宜民营经济发展的经济环境，提高微观主体竞争力，在当今西部发展困境中，中央政府制度性援助和财政援助显得尤为重要。 

　　1.制度性援助。制度性援助是通过中央政府权威推进西部社会、政治体制改革，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一致的制度环境。西部地区上层建筑与不发达的经济基础的不相适应，也违背了马克思关于生产关系应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社会发展普遍规律，窒息了民间经济主体生存、发展空间。因此，中央政府应通过强制和利益诱导相协调的政治经济手段，促进西部政治结构的优化。允许西部一些特殊地区采用与当地社会经济相适应的政治建构，打破“小而全”、“大而全”政府建构模式。根据地域特点建立专业型政府，促进政府间分工与协作。如生态保护特区，民族聚集区，边境地区，人口密度低的地区，赋予上述地区不同的社会发展优先目标和重要目标，并用于对当地官员政绩考核。根据不同区域履行的重要职能设置政府机构或事业机构，精简冗员。除特殊社会需要外，根据政府公共品供给的规模经济原则撤并基层乡级政府，促进人口迁移和集中，进而降低义务教育及社会管理成本。根据经济区域来设置行政区划，使政府的公共服务、公共品供给真正服务于纳税人。构建“廉价政府”。改革基层政府（包括县一级政府），减少机构设置层次，在一些经济极不发达地区，弱化和虚化乡镇政权的固定设置，精简专业管理部门。根据生态保护、义务教育的公共品供给需要设立事业机构，打破原来基层政府（主要是乡政府）行政界限，根据社会需要设置学区、司法管辖区，发挥有限的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较发达地区，可尝试根据经济区（中心城市辐射区）设立行政区，或建立同一经济区域合作体，分担公共品供给成本和提供公共服务，减轻经济区域内微观主体的税费负担，进而降低民众消费公共品的价格。为西部地区提供公平竞争的外部环境，弥补市场失灵，促进生产要素优化配置，应是中央政府对西部的制度性援助目标。促进西部地区行政垄断产业、自然垄断产业的开放和竞争，让利与民，阻断原有利益集团通过特权（设租、寻租）获取暴利的“路径依赖”，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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