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事权与财权不均衡的社会后果分析 

　　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西部地区政府承担了较多的国防、边疆稳定、民族团结、生态保护等全国性公共品供给责任。在不少地区，经济发展、经济效率目标往往让位于上述目标。政府全能型介入社会管理使政府职能、管辖边界无限扩张。当这些多元社会发展目标的实现需要巨大的财力支撑时，事权的无限扩张与财权有限的不对称问题就暴露出来。由此导致的社会后果拖累西部地区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出现政府财政危机和信用危机，进而形成对区域内微观主体经济剩余超强度索取局面。对广大纳税人来说，民众消费价高质次的公共服务和公共品。 

　　1.数据分析。西部地区政府机构设置追求“大而全”、“小而全”，政府公共服务、公共品供给规模不经济。旧体制下人员难以分流，形成了刚性的既得利益。西部地区公共服务高成本与经济落后形成强烈反差，从表1可以得到说明： 

　　  表1   

　　　　　　　　　　　　　　　　　　　　　全国　　东部　　西部 

　　每100个在岗职工中有党政人员（个）　　　　  9.24　　7.97　  11.15 

　　每100元财政支出中用于党政人员工资（元）　10.86　  10.74　  11.94 

　　每100元财政支出用于行政管理费用（元）　　  8.86　　7.61　  10.98 

　　每100元GDP相应财政支出（元）　　　　　　  10.98　　9.14　  14.11 

　　每100元GDP政府消费（元）　　　　　　　　  12.56　  12.04　  14.87 

　　每100元GDP的财政收入（元）　　　　　　　　6.82　　6.69　　6.69 
　　 
　　资料来源：1999年统计资料。 

　　2.支出的刚性导致政府职能异化。为了维持庞大的公共事项和政府机构的运转，政府职能向财政收入（税、费）最大化靠近。从下表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来看，西部与东部接近，但在90年代大多数年份高于东部地区，西部不少省区出现财政课征力度与财政负担能力（人均GDP）极不相符的情况。如云南1995-1998年财政课征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40%以上，而人均GDP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40%还多，造成西部税负累退现象（即人均GDP低，财政收入征收却高）。支出的刚性和政治职能的权威性逼使地方政府为了维持国家政权机构的正常运转，在中央政府规定的税收和收费之外开辟第二财源、第三财源，超强度获取财政资源，增大对社会产品再分配的份额，加剧了对微观经济的干预，挤压微观主体经济剩余空间。在农村人口比例高的西部表现为政府凭借行政权利、合法暴力手段参与对小农经济的剥夺，造成对社会再生产的不断侵蚀和破坏，在不少地区引发严重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恶化当地投资环境。财政供养人口的增加形成了“生之者寡，食之者众”局面，这种情况在越落后地区越严重，形成了越吃越穷、越穷越吃的恶性循环。庞大的上层建筑与相对萎缩的经济基础共存。对纳税人来说，政府的公共服务越来越昂贵，与此同时，却是公共服务、公共品供给水平的下降，而民众却不能通过有效公共选择抑制公共品的价格攀升。 

　　3.政府公共服务、公共品供给职能的退化。从公共财政角度来看，民众纳税购买政府的公共服务，政府通过良好公共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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