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在当前的中国．上述情形的出现有着极大的可能性。一方面

　　一、税收从来都是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手段

　　在宏观经济理论中，关于税收和经济持续稳定发展之间的关系，历来有两个所谓“稳定器”的基本概括：一个是“自动稳定器”。就是通过税收制度上的巧妙安排，可使税收自动地产生抵消经济波动的作用。如实行累进制的所得税，在经济萧条和繁荣时期，税收数额会自动地趋于增加和减少，从而分别产生减缓经济萎缩程度和抑制通货膨胀之效。另一个是“人为稳定器”。即指通过不同时期税收政策的相机确定，如在经济萧条时期减少税收，经济繁荣时期增加税收，可使税收作为一种经济力量维系总供求之间的大体平衡，使宏观经济得以稳定发展。在世界经济发展历史上，两个稳定器都曾立下过汗马功劳。且不说具有自动变化特征的所得课税早已进入各国的税制结构，成为支撑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单讲20多年前美国里根政府实施的减税政策以及由此带动的世界范围的减税浪潮，它对于美国和世界经济增长所做出的贡献，即使今天回忆起来，也仍然令人赞叹不已。在中国，尽管我们有意识地运用税收政策调节社会总供求的时间不长、经验不多，但还是可以从改革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中找到一些税收政策的印记。在计划经济的年代，虽然那时并没有所谓总供求或宏观经济的概念，税收亦不是现在意义上的税收，但将税收作为调节经济手段的意识还是有的。而且，就实际功效而言，税收的调节也会作用到总供求或宏观经济的平衡。因此可以说，对于税收的宏观调控意义和作用机制，中国的理论界和政府相关部门并不陌生，甚至已经达到了烂熟于心的地步。

　　二、恰当地认识减税

　　问题在于对当前形势的判断和抉择。

　　由于减税话题涉及的因素既广泛又复杂，似应首先过滤掉一些容易障碍人们视线的东西。

　　单纯提到减税，恐怕没有人不赞成，因为说到底税收是政府活动的成本。同企业要不断地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道理一样，作为一个特殊的产业部门的政府，如果能够在保证其所提供的公共物品或服务的质和量不因此下降或减少的条件下，将企业和居民为消费公共物品或服务而需付出的代价——税收——减下来，政府的活动成本便下降了，政府的活动效率便提高了。这在任何时候、对任何人，都是一件好事情。惟一的限制条件是，政府职能可以照常履行，不会因此受阻。所以，减税如同居家过日子——入、出要左右权衡。讨论减税，必须联系政府的支出或政府的职能。此其一。

　　减税有其特定的含义。它指的是通过凋整或改变既有税制——如削减税种、缩小税基、降低税率——而减少税收的一种规范化的政府行为。放着该收的税不收，听凭偷漏税的现象蔓延而不采取积极的行动加以阻止，或者，跳出既有税制的框架，随意给予企业和居民所谓减免税的照顾，均不在减税之列。所以，要用市场经济的规范化的理念去理解减税，而不能将其视作可由哪一位领导人或哪一级党政部门说了算的非规范化行为。此其二。

　　在既有税制的框架内，依法征税，把该收的税如数收上来，是税务部门的天职所在，而且是税务部门必须倾力追求的目标。所以，抱怨税务部门加大征管力度、提高征收效率，或者指责税务部门办事不灵活，因而加重了企业和居民的税收负担，无疑既片面又不合时宜。恰恰相反，税务部门还应当继续采取一切可以采取的行动，力争实现税收的应收尽收。此其三。

　　不论具体的表述如何，从根本上说来，减税的目的在于“减负”——减轻企业和居民的负担，并以此争取较高的经济增长。本着这样一种认识，凡是属于政府部门从企业和居民那里取得、由企业和居民割让的货币收入，均可纳入减负的视野。减税并非是通向减负目标的惟一路径，所以任何性质的措施，只要它有助于或有可能减轻企业和居民的负担，就可实现减税的意图，都可视作减税的“替代”之举。此其四。

　　有了上述的认识基础，再来讨论减税，我们达成共识的机会就多了。

　　三、几点基本结论

　　关于减税问题的讨论至此，似可得到如下几点基本结论：

　　第一，税收既然是作为政府活动的财源而征收的，其规模的大小，是增还是减，直接取决于政府支出的规模。如果政府职能范围不做相应调整，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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