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不仅认为礼治与法治相辅相成，而且强调二者具有内在的相通性⑤，他说：“礼者，法之大分也，类之纲纪也”（《劝学》）。按照他的解释，礼作为道德规范，虽然有教育感化的功能为主，但对单个社会成员也有强制性的约束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礼也可以说是广义的法，它是一切法规条例的总纲。由此可见，礼与法是相通的，二者都是治理国家不可或缺的必要手段。基于这种认识，荀子提出了“隆礼尊贤而王，重法而霸”的政治主张，隆礼，并且重法，“礼与刑”，“治之经”的观点。

　　有治人，无治法

　　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统治者个人还是法律制度？这是自古以来人治与法治之争的主要内容。荀子作为儒家的一员，“人治论”的代表人之一，认为只有善于治国的人，没有离开了人而能治理好国家的法度，法是靠人来制定，靠人来推行，没有圣王和君主，天下就大乱。强调人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即“圣贤决定礼法”。

　　“身正则令行”。儒家认为：政治、法律、道德的实现都是由己及人的过程，关键在于统治者能严格的以礼法“正己”。用自己的优秀品质和模范行为去感化民众。孔子提倡修身，而荀子则从法理学的角度，从“王者之人”、“王者之制”、“王者之论”、“王者之法”四个方面提出了圣王应该具备的条件。王者之人，应该是能用礼义约束自己，依法理政，明察善变的人；王者之制，是坚持传统的宗法等级制度；王者之论，即无德不贵，无能不官，无功不赏，无罪不罚；王者之法，以节用、富民为核心的经济财政制度与政策。这四个方面，既有现实君主努力的目标，又是衡量君主的标准。

　　荀子人治论的最大特色还在于，从法理学的角度加以论证。他提出了“法义”、“法数”、“类”三个重要的法学概念。在他看来，“法义”是“法数”的指导，“法数”是“法义”的体现。没有“法义”作为指导，无论“法数”多么详细，条文多么具体，也会临事而乱，甚至会产生“刑繁而邪不胜”的结果。他从实际生活出发，认识到社会现象十分复杂，法令不能包容一切，所以还必须以“类”作为“法数”的补充，如此执行法令才能运用自如。以“类”作为补充还要靠人的灵活运用和当机立断，“有法者以法行，无法者以类举”，由君子灵活处理，注重人的作用。

　　总之荀子的“有治人，无治法”，更明确地阐述了“法”与“人”的关系。他认为作为统治者的“人”决定着作为国家制度的“法”，法律能有效执行和适应变化，都离不开“人”的灵活、廉洁和清明。荀子重视人治，并非不要“法治”，“法者，治之端也”，但发挥法的作用与功能要靠人，有圣贤之人和秉公执法是治国之关键。

　　三合理借鉴，推进中国法治建设进程

　　荀子提出的礼法统一的法律观点，虽然在法律思想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但是总的来说，一直未被历代统治者予以足够的重视，也没有充份地运用到实际中。荀子之后2000多年的中国社会，对礼法一直没达到和谐统一的境界，长期处于厚此薄彼的状态：秦朝实现“大一统”后，为了巩固统一的需要，采纳法家的观点实行“法治”，用严刑酷法来治国，完全抛开了荀子的注重道德教化的一面；汉以后封建正统法律思想形成了，又一味强调“礼治”，“德治”，把“法治”彻底抛在了一边，法治成了补充和辅助工具，形成了重礼仪道德，轻法制的法律观念和传统，道德和法制长期处于不平衡状态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全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重新认识荀子的有关礼治与法治的论述，特别是礼法结合和礼法并重的思想，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毋庸置疑，法治推动社会的发展，调整社会关系，保证国家的政治制度，促进社会秩序的稳定，它对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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