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年前，福州市为修建大桥，福州市政府向投资商承诺，保证在9年之内从南面进出福州市的车辆全部通过新建大桥的收费站，如不能保证收费，政府偿还外商的投资，同时保证给外商每年18%的补偿。然而，随着政府决策的改变和城市建设的变迁，7年后的今天，大批车辆绕道而行，使得投资大桥的外商通行费收入急剧下降。外商在投资前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7年的投资回报无从谈起，还留下了5亿多元的亏空。为此，外商把福州市政府告上仲裁庭，提出9亿元人民币的仲裁请求。

　　外商感慨：7年前政府的保证言犹在耳，一纸协议墨迹未干，他们遇上了不讲诚信的政府！另一方面，福州市政府也有苦难言。近年来，在福州市两会上，撤销收费站的呼声从未间断。

　　一个备受争议的项目，当初福州市政府为何还要拿到境外招商引资，而且将收费站专营期限一定就是28年？面对这样一件事，说明政府的决策失误是一回事，而决策失误所带来的政府承诺无法兑现造成的诚信缺席，不仅仅让政府站上了被告席，更让人对政府以后的行为失去了可信的依据。

　　我们在小学的时候就知道商鞅南门移木、取信于民的故事。而福州市的这一案例表明，倘若政府自己承诺的基本政策都可以不讲信用，又如何能让他人讲诚信。现代市场经济是高度发展的契约经济，政府承诺除了是市场契约中的一种外，还应是整个社会契约中的核心。

　　掌握决策权力的人，并不是一定要具有超人的智慧，权力也不等于真理和良知。政府权力作为一种社会资源，可能为掌握这种权力的人带来其他利益，也就是说权力本身就存在诚信缺失的基因。

　　在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过程中，诚信缺失最突出的表现之一就是政府决策的轻率性，这一点在福州市政府的决策中可见一斑。但不能排除这是决策失误，是某些政府官员一味地追求政绩，使其成了谋求政治、经济资本的手段，以至于屡屡出现换个新官就变套政策的现象。政府政策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一届政府一朝政策的现象，就是一个严重的政府信用问题。政府的权威不仅仅来自于政绩，更要靠信用来建立。

　　诚信的缺失就会带来权威的失落。从根本上来说，是因为一些地方正在进行的是一场应激型的现代化运动。一方面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政府优先考虑的是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又要去调整种种不公正的财富分配关系。但国家和社会体制的不健全使得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很难达到平衡。就如福州市，7年前政府面对交通拥挤状况，匆匆决策引资修建大桥，而7年后面对撤销收费站的呼声，而不得不调整道路网络。在二者的博弈过程中，我们似乎也不能以失误一词来概括。重塑政府诚信与权威是一个曲折的过程，面对政府失信和权威失落的难题，福州市政府只有先听听仲裁庭的判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