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必然会引导人民对传统发展观进行深刻的反思，科学发展观的树立和落实必然会引发我国政绩观、社会观、自然观、人生观乃至价值观的深刻变革。就科学发展观的丰富内涵本身而言，它已经奠定了新的文化价值结构的基础。

　　（一）　科学发展观纠正了片面理性主义造成的价值偏颇。工业革命爆发以来，科学技术迅速发展并广泛应用于物质生产。人类开始由过去依附于自然变为能动地支配自然。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逐渐摆脱了“神”的束缚，由崇拜外部自然、崇拜超人间的上帝的力量转向崇拜人自身、崇拜人的理性，甚至把科技理性看成是人类社会发展惟一的、绝对的灵丹妙药。任何事物在它走向绝对的时候必然会出现偏颇。近代理性主义的价值偏颇，不在于它看重理性本身，而在于它把“理性”概念片面化了。一方面，它越来越把人类理性归结为科技理性，并把科技理性只看成是一种工具性的东西，而把价值理性排除在“理性”概念之外。这样科技理性就会因为失去人文关怀和价值引导而片面地恶性膨胀，同时价值理性也会因为脱离科学精神的基础而无法健全。另一方面，近代理性主义实质上是具有抽象的、孤立的个人理性取向的。

　　这种取向会使人们以“自我”为中心，用利己主义的态度去对待自然、对待社会。于是乎，不顾一切地刺激科学技术的进步、推动经济的高速增长、越来越广泛的物质追求几乎成了这个时代社会发展观的全部内容。社会发展观被“经济增长论”所充实、所取代。但是，随着人们对自然的“征服”越来越无所顾忌，以及人们对物质的追求越来越不择手段，“自然”和“社会”给予“人”的报复也越来越猛烈地表现出来。诸如经济结构不合理、社会分配不公平、资源过度消耗、环境严重污染、生态系统严重失衡等等。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只有实现社会价值结构和人的价值观念的重建和变革，才能为新世纪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思想基础和精神保障。科学发展观实现了对经济增长论的超越，在社会文化价值结构中确立起关于经济增长、民主法制、社会平等、文化变迁、天人协调、生态平衡等多元的、综合的价值系统。这种价值系统从根本上纠正了人们过高地估价科技理性力量的价值偏差。迫使人们重新认识科技理性的作用，思考科技理性的合理限度。因此，在新的价值结构中，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将呈现出人与社会、自然日益接近的新特点，科学技术的社会价值和人文涵义将更加明显地体现出来，科学技术的人文价值问题也将日益突出。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的道德问题和价值问题将成为这个文化价值结构的核心内容。

　　（二）科学发展观弥补了纯粹市场经济造成的价值缺憾。市场经济的利益驱动机制在充分调动人的生产积极性、促进生产发展的同时，也刺激了人的物欲的膨胀。物欲的膨胀会伤害人们的情感世界，扭曲人们之间的亲情、友情。对物质财富的片面追求会从根本上影响人们的价值观念，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泛滥就会成为必然。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自我意识”越来越强烈，并逐步形成“自我中心主义”，于是整个社会的物质欲求和精神追求相分裂，人类文明的价值天平迅速地向着物欲和利己方向倾斜。功利主义的观念渗透到精神生产之中，高雅文化被冷落，低俗文化充实市场；社会资本投放不合理，社会利益分配不公平；享乐主义泛滥成灾，腐败现象屡禁不止，等等。所有这些，都从根本上动摇了科学理性主义的价值观，使“理性王国”的理想价值破灭，使人们普遍陷入精神的困惑和信仰的危机之中，人们充满对现实的无奈和对未来的悲观情绪。怀疑主义、相对主义、非理性主义随之蔓延。然而，现代社会恰恰要求人们对自己的生活抱有明确的态度，做出明确的自我决定和选择。要解决纯粹市场经济造成的价值缺憾，就必须改变以往单纯以经济增长为根本目标的纯粹市场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确立社会生活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模式。科学发展观最重要的文化学意义就在于此。科学发展观不仅对“经济发展”、“物质文明”给予足够的关注，对市场经济的体制给予肯定和确认，同时对“社会的良性运作”、“人的全面发展”和“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建设同样给予了足够的关注，并且将其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加以肯定和确认。无论是“政治文明”所强调的民主权利、法制制度和党的领导，还是“精神文明”所强调的人的科学文化水平和思想道德素质，都是为了人们有一个相对稳定的价值结构的支撑，从而建立起对人们的物质欲求给予合理制约的、与“经济发展”和“物质文明”建设相协调的“精神家园”。

　　（三）科学发展观构建了全新的文化价值结构。文化价值论的观点认为：一种文化价值观，从动态的角度说是体现这种价值观的文化价值结构在构建过程中所围绕的轴心，决定着文化价值结构的运行方式和发展方向，为这种文化价值结构的构建提供动力；从静态的角度说，在整个文化价值结构的构建过程中它又积淀为这种文化价值结构的核心。我们从文化价值结构的不同层面分析，它应该包括文化目的、文化评价、文化选择等三个层面。就文化目的层面而言，科学发展观所构建的文化价值结构的文化目的十分明确，那就是“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坚持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从文化价值论的角度看应该具有三层含义：一是人的合理需要的全面满足，二是人的综合素质的全面提高，三是人的内在潜能充分发挥。在传统的发展观中，“人”仅仅是经济增长的工具或手段。而在科学发展观中“人”不仅仅是经济增长的工具或手段，而且更关键的是“人”成为经济增长的目的。这种变化从本质上讲是一种文化价值的转换，也是文化价值结构中“文化目的”的变迁。可见，“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不再仅仅是作为一种具体的工作目标或中立的文化成分出现的，而是以价值文化的形态登上文化的讲坛。

　　从此以后，“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便成了人们的新的文化价值取向。科学发展观关于文化评价的目标十分明确。那就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文化评价的具体要求就是“五项统筹”——即统筹城乡、统筹区域、统筹内外、统筹经济与社会、统筹人与自然。那么，文化评价的标准和尺度又如何确定呢？我们认为科学发展观所构建的文化价值结构的文化评价标准是与邓小平理论相一致的，那就是“三个有利于”，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文化评价的顺利实施，为文化选择提供了可能。科学发展观所构建的文化价值结构在文化选择环节上，选择的手段是多样的，选择内容也是广泛而丰富的。只要与“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文化目的相一致，都可以进行选择，而且都必须进行选择。当然，这种文化选择又增加了一定的规定性：一是系统性，它要求全面把握文化价值系统，了解各文化要素间的内在联系，不能顾此失彼，不能强调了经济的发展却忽视了社会和人的发展；不能选择了物质文明却丢弃了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二是持续性，它要求从动态的角度把握文化价值结构的运作模式和发展方向，既要关注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现实意义，更要关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未来价值。新的文化价值结构的持续性，就其本质而言是要求人们既要追求“代内公平”更要追求“代际公平”。三是和谐性，它就是科学发展观特别强调的“协调”，这里既有社会发展进程中人和社会之间的协调和谐，又有在人的全面发展进程中人们自己身和心之间的协调和谐，同时还有以尊重自然、合理利用资源、维系生态平衡为主要内容的人和自然的和谐共生。由此可见，科学发展观以其丰富的科学内涵，建构起了十分缜密的文化价值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