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果发现有问题，近三年的劳动成果全被推翻。他伤心得一个人躲在机房里放声大哭。中心的领导人认为哀兵必胜，坚持不换人。只剩下几个月了，欧余军成了机房里的拼命三郎，不管什么时候，人们走进机房都见他端坐在那里冥思苦想，像个活菩萨。任务完成了，他的身体也垮了，得了肾积水，经常疼得满头流汗。这时，中国第一次飞船发射开始，一切全新，谁也不是内行，有许多软件只有他一个人会发指令。医生护士把他从医院抬到指挥大厅，边输液边打键盘，在担架上坚持了几天几夜。飞船返回后才被抬回去做手术。我为什么要讲他们，因为北京飞航中心就在中关村科技园区旁边，他们的同学、朋友在那里每个月挣万元以上。可在飞航中心，申劲松一千多元的工资还意味着日以继夜的辛劳。甚至一个月才能和在城里工作的妻子见一面。申劲松是这样说的：“如果单从挣钱的角度，很多事情都干不成了。外面的诱惑确实很大，但我既然干了这个，就要认认真真地干。这个机遇不是每个人都能遇上。对一个人来说，一辈子能赶上一次就非常难得了。”

　　在这篇网络文章之后，有个跟贴，也很有意思。跟贴的作者回忆说：“92年毕业前，酒泉来人，希望我们这些学控制的人去那里工作，并且明确说是为了宇宙飞船工作。可我们当时想的都是出国，考研，对此漠不关心。在动员大会上，许多人插科打诨，胡言乱语，嘲弄带队的军官。学校也没起正面作用，只是应付了事，找了几个拿不到学位的差生和来自边疆地区的学生糊弄军队。十年了，我们这些人出了国，成了所谓洋博士，土博士，可老实说，都是行尸走肉，所学所用都在为外国人牟利，而且我们的所谓‘成果’在他们面前是如此的浅薄、渺小、微末。是那些当年被我们嘲弄和不理解的同学们真正在为祖国奉献着，我真不知道将来见面时如何面对他们。我们是逃兵。”为中国宇宙飞船事业献身的这群年轻人“成功”吗？也许成功，也许不成功。也许有些将来成功，有些连将来也不算成功。我想起了我国两弹一星的元勋之一任新民院士。

　　他生于1915年，是安徽人。他在美国读了机械工程学博士，然后去一所美国大学当讲师。如果没有新中国的建立，他也许就这样生活下去了，过一种平静的美国生活。1949年，像那个时期的许多留美学生一样，34岁的任新民先生也赶回来建设新中国，为祖国出力。他很快就成为我国远程导弹的材料专家，负责设计制造了“长征一号”，就是发射了我国第一颗卫星的那枚火箭。1985年，任先生70岁了，因为得到了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他的贡献才为人所知。1995年，他80岁了，得到了“全国优秀工作者”称号。在他85岁时，国家向他颁发了“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和“航天奖”。然而，他说，“航天事业是集体的事业，个人的作用很小，很小。”是啊，我记得其他著名的两弹一星元勋也说过类似的话，而且举出了很生动的例子。任新民院士今年90岁。在他70岁以前，没什么人知道他的所谓“成功”。成功的或者所谓“不成功的”，他们都获得了成功，因为他们的祖国成功了，祖国是科学工作者们最坚强的后盾。他们推动了共和国的进步，他们与共和国一道前进。人民会忘记很多事情，但将永远尊敬和记住这样一群人：他们为祖国生死攸关的重大事业当了螺丝钉。

　　这些人不屈不挠，忠贞爱国，延续了关于中华民族的伟大神话，成为我国精神遗产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人们从此懂得，即便那些所谓“不成功”的科学工作者，他们与共和国重大进步联系在一起的业绩，也会博得同胞们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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